《花樣年華》是香港王家衛導演在2000年時的作品，其作品因為非大眾消費傾向且通常沒有太多一般關於商業電影該有的敘事性，也因此時常不賣錢，觀眾無法去掌握與理解其電影，票房在香港通常慘淡，但卻揚名國際與各種影像評論與哲學在當代的創作研究，與蔡明亮的作品在台灣的結果異曲同工，或許也必須說如此的效果也就是關於他們作品欲探究的本質所展現其構成最完整的樣貌。但王家衛的電影通常還是會有一個最低限度的事件去承載著他要使影像的組成去敘事的內容，又或者其實那影像敘事的內容就是唯一的敘事性本身。在《花樣年華》裡中兩位因某種機緣下成為租房鄰居的已婚者，互相慢慢因另種機緣而認識，開始對談與互動，甚至發現原自身伴侶與對方伴侶彼此外遇而兩位主角也慢慢開始有了曖昧的情愫與互動的故事。
外遇本身即為使人難以正視與說明的行為，又在於兩個當事者是同時瞭解了各自伴侶過去至今所出軌的對象即為自己的另一半（也就是發生於陳太太的先生與周先生的太太），這樣事件的迸發也是意想不到的某種機緣。陳太太與周先生兩人從片頭開始分別前後的巡看與租賃房子，擦肩與不經意的來回，同意與拒絕下兩人比鄰而居，關於陌生環境與人彼此關係間的尷尬感從兩人出現在故事之時就不斷產生。陳太太從事交通船運業，在辦公室身為稱職秘書，不斷的使用電話與口頭在與老闆相互交談與船業大小相關式的往來，在上班的時間之下被忙碌所填滿辦公室，與老闆其餘的同事幾乎沒有任何語言與身體上行為的交集；周先生為文字工作者，在故事前述出現的場景裡也僅出現了一位友人，為了與周先生借些錢並且解釋緣由，緣由內容瑣碎與個人化無關乎周先生工作的任何細節的圍繞在友人身上，並且借了錢後更出現不合時宜的對談與內容。每一段關於故事的細節都看似不禁意卻也同時刻意散發出不合時宜、尷尬、難堪等這些類似且曖昧的意味，而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是宛如自身意義一般的不合時宜、尷尬、難堪的曖昧重疊。周先生與陳太太就在這樣重疊加乘的不合時宜中所開始的交集，因為周先生友人在與他閒聊之中提及了他關於周先生鄰居陳太太的美貌與不正經的揶揄玩笑，我們在故事中被告知了那第一次周先生對於陳太太的留心與注意。而陳太太也在一次偶然中敲了周先生房門與之對談，因為想尋找報章專欄裡的武俠連載小說，周先生對陳太太的關懷原初我們在故事中無法確定，並且為了引起興趣而對陳太太說自己也曾經寫過武俠小說一事的真偽我們觀眾也無從確認，我們僅能體會他們倆因為互相的種種陌生與已婚身分的防備下持續開始的口是心非，兩者相處幾乎不明白講出彼此真感受與想法的嘗試以身邊皮包、領帶等物件做為媒介的溝通與試探，並且又在試探過後發現自己所得知訊息與心意的相互尷尬下轉移話題、改變臉色。他們倆就從原先幾乎互不往來，自身為默默心懷關於另一半憂愁問題的已婚人士，老是以任何理由婉拒房東而獨自以保溫瓶去包食街頭麵攤回房間為餐而自我封閉掉任何關於陳先生失約與未知行蹤的陳太太，那令人感到有點刻意也開始包食麵攤的周先生，兩人一次又一次相遇時不斷發生的＂巧合＂，不合時宜的開始了兩人所有一切不能說、不想說、無法說的對談，曖昧啟動了任何曖昧所因發的自身運動。
我們觀者也被包含在這樣不合時宜、難堪、尷尬的空間之中，因為我們對於故事的一直無法確切掌握，對於他們對白的口是心非似乎從表情與語調中略為理解，但我們又無法完整解釋與訴說關於他們另一半的任何細節與故事，也無法確知與分析每一個關於陳太太與周先生關係裡的情愫意味，我們所發現的、所能說出的、所可體會的就等同此故事所給予、所訴說、所散發的一切。就當我們似乎覺得能漸漸開始抓到些什麼之時，陳太太與周先生的相處又會再次的逃離我們，他們甚至會開始進行重複行為，強制的在我們眼前再次上演一次同樣的橋段，但是重覆後的結果與效果卻迥異於前一次意味，我們又再次的被甩離。但就是如此窘境在驅使著全片故事上的發展與變化，除了這樣不斷被重複的刻意強加、持續發生的人為巧合與刻意營造之間造成的差異，我們幾乎找不到在此故事裡的其它存在物，或換個方式說，在這故事中有了太多太多如此曖昧性質的敘事，除了其本身意為我們難以理解與掌握，其出現的尺幅與滿溢我們更是被淹沒而感到窒息，如此難堪是以如此難以想像的不合時宜出現在我們身而為人的尷尬之中，並且似乎另一方面巧合又不明白講述著這就是構成我們當代人的曖昧樣貌，帶著一個意味不明又完全幽默的Lewis Carrol筆下的柴郡貓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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