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道德－創作的越界邏輯

　　如果不能使用新的語言邏輯，就無法去述說一個關於創造的問題。前提是身為一個現代社會中擁有分析與理解語言的知識系統，當任何議題在腦中被喚醒，不管何種領域或是外在討論方式，我們進行的、使用的，全是站在一個語言平面上所開展，運用一點人與生俱來皆有的想像能力，想像自身腦內進行一般性思考或是日常行為的當下，那不停被推往思想影像焦距內的一切，是否皆無法脫離的以某種語言的姿態成像著，在這些所謂＂想事情＂的當下是否皆有個在腦中喃喃的對白，伴隨這著每一個腦內思考運作瞬間的旁白，也許是自己熟悉的聲音、也許是陌生的他（她、牠、它）者，這種擺脫不了的思考宿命時時刻刻附著在我們日常中的每一毫秒。特別在我們面對某種關於創作的困難時，尤其在當代最為明顯的＂影像－語言＂的問題，這些在誕生之時就以隱身、藏匿的姿態的人類宿命，就如同被另一股強大的力場給再次赤裸的推往前線，我們也如此慢慢認識關於創作－當代生存的我們自身是何種臉孔。

　　在這樣概述前提的奠基，嘗試思考在創作－語言的逼迫中所認識的＂道德＂。薩德筆下的茱斯蒂那她堅信心中萬能的信仰，只要永恆的抱持虔誠與祈禱，就能伴她度過任何難關，不料從她小時候開始，每當她以如此善良、誠懇去待人處事、生存在任何有意無意需要幫助的社會時，每次的善行都伴隨著一次次的懲罰、厄運，她再次不放棄的抱緊信仰，重複的布施給與，換來越漸加重的虐待與殘酷，甚至到了身體死亡已成為她最大的幸福和解脫渴望，而對於此空間來說的作者－造物主－上帝卻一就將＂邪惡＂推至極端的連死亡也不贈與給她。茱斯蒂那所面對的一連串在身體與精神上的衝擊，都分別以各自幾乎無懈可擊的邏輯將彼此犯下的罪刑合法化，與各自擁有的語言系統去重新定義與轉化關於自身犯罪的正當與緣由，從薩德的第一個文字開始就建立起一個絕對的＂邪惡－正義＂空間，它是一步步被超極端理性語言所建構起的世界，它是緩慢也是瞬間的脫離我們一般認知下的日常、脫離我們關於行為與語言的舒適圈。茱斯蒂那所生存的空間，交雜與高張力的邏輯並非是處於純粹混亂或無政府狀態，而是在清楚澈明不過的教條與懲罰，正義的定義與原有認知的非正義幾乎重新鍛煉交錯，在一個絕對脫離遠先日常、脫離單一邏輯的道德觀又重複的不斷遠離自身每次建立的社會價值：一個總是處於鮮明的重複變化邪惡空間，該怎麼再像茱斯蒂那一般以堅定的信仰和信念去面對，反倒是在如此的空間中，茱斯蒂那所堅持的思考與行徑才是相對於此的＂邪惡＂、＂異常＂。

　　在一個不存在異常的空間，唯有重複將自身已持續進行的反常狀態才能成為此空間裡的合法性；在一個唯由異常所建立起的空間，必須不斷將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給重複崩解才能維持如此關於異常的運動能。這些運動翻轉的多重思考－平面構成一幕幕實際存在於我們生活卻完全無法見的語言－影像，它僅成像於我們的思考之中，而這也是我們單純的雙眼從誕生之初的構造下絕對地無法見：雙眼－大腦－臉孔自身，這宿命也就如同是薩德筆下的茱斯蒂那永遠無法真正死去的無間地獄。

千重屍油的引誘創作

　　在多年以前，曾經植入目前五六七年級生回憶的港片類型之一：殭屍，那總是由雙英（林正英、許冠英）與隨從－錢小豪扮演的道士師徒進行各種時空關於鬥屍的儀式與追逐，這些在今日已成為典型的歷史紀錄價值的影像，卻如同殭屍的本質一般，再次被煉（屍）生。

　　2013年11/8在台灣上映的日子令人感到敏感，原因在於前述的＂雙英＂演員，分別於1997年與2011年的同日：11/8這天去世，不去談論巧合與否，著眼在這影像上，也許更多屬於這《殭屍》影像的強度提升，它不僅是單純的商業影像，而是曾經屬於香港電影的顛峰與產業榮景，如今已決對廢墟與死亡籠罩的方式一步步重新在2013年的今日進行還生，而此＂生＂之意卻是使那殭屍－影像而生。

　　充滿殭屍本質的趨向貫穿且流轉從頭至尾所有關乎影像蒙太奇的異質操作，不停歇的進行著影像殭屍化（全然不同於如今美國好萊塢與其影集氾濫不可謁的殭屍影像化），影像裡的每一個物質上的技術隨著時間的遞傳而進行著道士思維的煉屍：失去了大半彩度的色調，時而詭異變速節奏的運鏡與剪輯，完全脫離自然的人造（屍）光線……；每一個影像生成的意向宛如它早已死去，卻由充滿愛的創作者貫注了無盡的感性以求重生，運用了今日科技各種技術之外還有跨越國際的＂屍法＂（融合了他國的殭屍與鬼片類型的思維來思考監製），為了喚醒香港影像的歷史感，也為了重製今日覆蓋在香港電影影像上的沉重棺木。這些種種已不同於殭屍影像的寫實再現操作，而是操作我們對於殭屍影像所衝擊的現實感這件事的重新思考，也就是說我們面對的是關於殭屍－影像在我們所有身體上反應（映）出的＂感性＂這回事。

　　藉由許多影像上的＂殭屍語言＂來觸發關於時間上的（香港電影過去與現在、甚至未來的諷刺或期待）、空間上的（電影腳色、物件甚至類型上關乎幕前與幕後的變轉）的意義重疊，像是想要不斷製造出影像中的＂屍油＂（它是片中道士時常提起能引誘殭屍的＂物件＂，卻更趨近為抽象的誘屍氣，因為它不曾實際出現在影像中），本身像是一隻曾在過去煉生卻死去多時的殭屍，如今伴隨著古法與現代交合儀式的慢慢誕生在道符封印的＂結界空間＂，它在日常生活空間之中，卻不被日常的人們所見、所感，在這裡面有著各種＂屍序＂的語言、行為。

　　在我們原先日常生活裡＂別說是道士，殭屍都沒了～＂，因為影像－殭屍的重返，逐漸吞噬了我們的日常，直至我們最後睜開的一幕，即便是重複了一次原先可能的日常：再次死去，卻如同希臘悲劇一般，反而也成為這已完成的煉屍儀式中的必須條件之一。接著我們將看見了自身與影像同時完成了屬於殭屍－創作的啟示錄。

犬的記憶

　　約莫是在國小三年級，全家住在一個詭異又類三角形格局的空間，風水或是運勢等等對於在童年的我簡直沒有頭緒或是印象作為意識上的依歸能去相信，在於經濟這檔是唯一能掌握的就只有家中生意總是興隆，各行各業的人來人往，在店裡每天都能看到各種奇奇怪怪職業的人出入或是泡茶聊天，當時用自己的語言思考系統去理解的共性就是──不管是哪一行，總是有分帶把的（也許是槍、也許是筆、也許是柺杖……）或沒帶把，以及帶跟班（也許是隨從、也許是小弟、也許是業務助手、也許是執法搭擋……）或沒帶跟班。在小小心靈裡這樣建立起一套自我操作的使用手冊去面對這些＂大人＂，譬如哪些總是會對我巧言令色、輕浮逗玩或時常以賄絡式語彙開啟我們兩之間的對談；那些總是令我感到恐懼，因為時常掛在嘴上的高姿態或是壞臉色，甚至看在我眼裡對我爸媽語氣不客氣的；哪些總是令人感到溫暖無爭所求的，使得小朋友也總會跟在他們旁邊打轉，帶有明星氣息的大人，至少對於不到十歲的我是這樣理解。

　　一方面現在想起自己卻有點感到悲哀，標示著極度理性象徵的歸納法竟然在童年時就被關注的使用著，使用著在現今的思考中令自己時常感到不適的方法論，當然對於即將滿27歲的我來說，記憶屬實與確認與否當中的細節是絕對的鬆脫與無從考究，反倒唯一能想起的、在如此相對情況下最能確認的，卻是那段記憶理所包含的感覺，這也是一旦以各種方式去重塑或是捕捉時，唯一能做為依據的東西－感性，非常弔詭，特別是當回憶走到一個條理在清澈不過的狀態，卻會感到最不真實與最為虛構；或說反之，當虛構被提起甚而徹底懷疑的回憶過程裡，那種壓倒性還有無從反駁的自我意識，卻是當下最為清醒不過的條理。這兩種回意與感性的空間同時存在作為書寫的思考，並非是為了尋根或是帶著道德意念去審視、鼓勵或是批判來為人生最後下個現在各大小空間裡再日常不過、無力不過、氾濫不過的夢想或理想註解，來作出一種帶有娛樂、或帶有煽情的商業語彙。而我關注的是對於至今的我在處世思考所展現的知識體所擁有的感性運作的認識，如果沒有現在的記憶重返，記憶不會被創造，也因此決不可能被修改或尋找差異，沒有當下的重複消逝、堆疊自身的死亡來轉化成記憶與給與記憶作為養分，就不可能再次孕育接後降生的當下。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國小三年級的某個晚上，穿著佈滿長頸鹿圖案的白底成套睡衣（我媽總是喜歡全家在夜晚家中穿著整齊的睡衣，我自己當時猜想她可能是想藉此來安慰或是消抹每個白天辛苦工作所不斷產生與堆積的憂鬱和焦躁感），每個星期二、四的約莫七點鐘（那天是二還是四我想不起），就會聽見外頭街上出現悅耳的麵包車廣播的聲音：波麗麵包～波麗麵包～熱騰騰的波麗麵包給你最好的……（後面內容因為真的沒什麼印象），我總是全力飛快的（從那年開始加入校內田徑隊）從四樓衝到樓下追逐那甜滋滋的聲音（依舊身著長頸鹿勁裝，若有英雄角色，那時應該可稱呼作：Giraffe Man）。我每次都會買兩個甜甜圈加上一瓶蜜豆奶，他們的甜甜圈大顆又扎實，重點在於上面灑滿了密度趨近於一的大顆粒冰糖粒，不誇飾的來形容說：吃它的每一口時，不讓嘴唇或嘴角任何一處沾上糖粒是絕對不可能的獨裁感（因為我每一次總是在不停嘗試，但從未成功），一個十五元，蜜豆奶一瓶十元，所以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每星期兩次的夜晚幾乎都帶著四十元的奢侈與享受。那天，小小的長頸鹿俠拿著大大的寶物漫步回家時，一隻黑黃色交錯像挑染的野狗，身型尺寸差不多要接近我的一半大，越來越貼近跟在我的大腿邊，當我反射的加速前進的同時，不知為何踢到了、絆到了什麼使得我的拖鞋（剛忘了提起，那也是雙長頸鹿圖案的拖鞋）飛走了，小小長頸鹿俠的第一個反映當然是去把自己的裝備穿回來，但是卻早已急急忙忙緊張兮兮的狀態已被那隻惱人的狗兒嗅到，牠就像是現在好萊塢許多關於惡魔類的八股驚悚片所拍的：＂惡魔（怪物）總是能發現你的恐懼，並且能將之作為養份始自身成長壯大＂。在我童年竟然就遇到了這樣的惡怪，越見恐懼與加速度行走的我稍稍向右低下頭看了牠一眼的當下，突然的牠張開大嘴含了我大腿一口（說是咬，其實那痛感與被啃咬的程度嚴格說上來，更接近於含），那一口似乎有瓦斯催淚彈裡面的成分，使得長頸鹿俠瞬間哽咽，但因為身為獨子與各種大人們灌輸的觀念系統，小小身體卻有大大自尊的控制住眼淚，但依舊不爭氣得發抖哽咽的拔腿衝向鐵門進入樓梯（好在鐵門已先開啟），狂奔的狗兒在我關上鐵門的那一刻撞上鐵門（其實那巨大聲響究竟是狗兒撞上鐵門、還是長頸鹿俠自身撞上鐵門，抑或只是鐵門自個兒被用力關上的碰撞聲，我已無法追究，只能選擇相信最合時宜的那一個）。那一晚金屬門的巨響，遠遠壓過了、吞噬了波麗麵包車的溫柔聲，它將原先在我心裡幸福感洋溢的波麗麵包吆喝轉化成一個絕對恐懼感，一個總是伴隨在腿邊的惱人感。變成一個按鈕，一聽見它這按鈕也即被觸碰，心裡底層與腿上的感覺突然就會被喚醒，喚醒那不堪的長頸鹿俠挫敗。

　　這些回憶的種種與開始，卻是我前陣子意外的看見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那張《犬的記憶》之後的某日在心裡突然像聽見那扇金屬門巨響一般的想起。那是一張模糊大顆粒的影像，那是一段模糊大波動的記憶，那是一個時間不斷進行過去式與未來式彼此交錯又重合的空間，那是一個早已不在之在的空間所刺激催化下的書寫。那是我，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