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eting of the Officers and Sergeants of the Calivermen Civic Guard》, Frans Hals, 1633
油畫在西洋藝術史從十四世紀以來歷經了多樣化發展，隨著各地區的風土民情，政治與社會現象的演變，在本身題材、服務對象、當代價值觀以及媒材等相互牽連影響下，一個二維的平面濃縮了相當多關於各自當代或是承接世代的社會資訊、哲學思維，那看不見的拉扯力穿梭在每一個線條與色塊現身的縫隙裡。如果嘗試去研究繪畫中所表現的城市精神，探討在城市中匯聚的市民價值觀－－西方傳統封建社會轉向城市的過程－－是謂一種後世稱那巴洛克時代、經濟思維、變動扭曲的空間，十七世紀的荷蘭即為特別鮮明的例子。
當時荷蘭的城市居民在行業分工分化越漸精細的氣氛下（這也是某種歐洲北方長久延續下來的身體感、精神觀的傳統），再加上與西班牙從十六世紀末開始的戰爭終於結束，社會階級獲得不同以往的自由感，生活的方式選擇性走向多元，人們開始有權力／權利能為自己做出更多自主性的選擇，必然提升起更多關於＂交易＂的價值觀，當它成為日常生活節奏的一部份，也就幾乎等同於一個經濟學的生存之道。各行業都不約而同的繁衍，因為供給之間的需要不斷被生產，人們製造各種先前未曾有過的、使生活更便利的，人們宣傳自己製造的、他人推薦的，各個手段和方式推陳出新，為了自己也為生意，技術同時也往下傳遞，
因為傳遞者本身也就是因為接受傳授而來，師徒制的同時、也許更多是授課制，與其說嚴謹規範，不如說項目開放、各取所需，社會中的各種相關流動率升高，任何人都有把握能去看準時機創造一番關於自己的作為，這樣傾向的空間其實宛如三百多年後的現代資本社會一般。
畫家，也從原先幾乎為宗教與貴族服務為主要角色，因為商業與世俗化影響，＂客戶＂一詞漸漸成為畫家作畫時更需要正面接觸的姿態，作者決定畫中物件、人物、背景之間的關係當下，必須要同時考量這筆生意所接收到的商業利益，以同等展現他（她、牠、它）在畫中的重要性，譬如所處位置、遠近大小、畫中的光源變化所顯現的焦距與否等，一種屬於價值交換的創作思維深深環繞在作品的許多角落。常見到各行業都會嘗試請畫家為其作畫，就像是在當時的宣傳廣告一般，有關於老闆或是大企業主的個人肖像畫、也有許多個公司成員的群像畫，要使這些來自各行業所要求的眾客戶滿意，才能有好收入，而費用也因此出現根據前述中那些需要展現的方式和條件來收費，所以十七世紀荷蘭的世俗畫幾乎等同於畫家與社會之間品味的展現，展現出商業發展下人們因為逐漸形成的＂經濟思維＂傾向的價值交換，任何事物似乎都能被思考成一種交換價值來進行交易[1]。這是買賣雙方調和出的結果，也就是在西洋繪畫傳統的理想美這基礎上，使得城市居民也能藉著金錢去換得，藉著顧客的角色對畫家進行要求自己期待的形象與姿態，買下一個理想形象以供事業在社會的美好觀照。
各種時代裡繪畫與社會現象是時時刻刻緊密貼近，因為整體環境所給予的限制與需要所交雜的差異而有繪畫的變異過程。十七世紀荷蘭繪畫當中世俗化的成分就如同商業城市形成過程所表現出的資本主義－－物質價值的重視－－並且美學一詞不再單純存在於創作之中，美醜與否亦非追求永恆或是人類情感的極限之類的匯聚相關，創作是放射運動的四射在每種領域的靈感，也許會看見一張僅屬於某鐵匠老闆的喜好外貌肖像畫，因為他付出高額費用使得畫家幫他塑造成過往太陽神阿波羅一般的俊臉美形；或許是一張因為畫家個人對於客戶的喜好而刻意畫出的醜臉，並於交件時再口是心非的打發客戶，迫使對方買單等等，這些情況除了透露經濟思維的畫作動機之外，也顯示了關於畫家這角色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單像是文藝復興時期受雇於地方望族而相同的以貴族姿態活躍，也不僅僅因為他能夠創造出多麼壯闊的歷史畫、神像體態、基督聖光而成名，反倒若是能使得某社會地為發達的中產階級在化中的完美形象傳遞到社會各角落，光影與色塊的激烈反差更能因為戲劇感而吸引任何站在畫前的目光，使每一個視覺背後的腦中意識留下強烈印象，似乎也是這些創造者正嘗試的，他們拆解的畫中原先習慣再現的組成，每一個色塊慢慢的被分解，因為不同價值需要而必須，也因為光線的存在而穿越，這樣的動機一直默默在歐洲的畫家血液中醞釀了兩百年，直到十九世紀印象派將其搬到語言與思考的檯面之上，到了二十世紀更是徹底橫掃而使得本質極限的存在，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被完整覆蓋於世界的時刻。
《The Gypsy Girl》,Frans Hals, 1629
[1] Svetlana Alpers，《Rembrandt’s
Enterprise: The Studio and The Market》，1988，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IV. ”FREEDOM, ART,
AND MONEY” Chicago，IV. ”FREEDOM, ART, AN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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