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的存在像是在每一場戲空間裡其中一個無機物件，與桌上的酒瓶零食垃圾雜物無異，共處最低限度存在的姿態。跟隨影像人身移動的節奏亦是如此，不打擾、不介入這些人形的對話還有互動，盡量接近以純然旁觀者的方式在窺看、記錄著“鏡頭眼前”的發生。若是超出焦距範圍外，那就記錄下失焦；離開了光影匯聚的地方，那就拍下那些陰影；被遮蔽隱沒了，那就看著這面牆或是門，一邊聽著這遮擋的後方正運作的未知事件。
演員角色的演出——說是演出，更精準的說應該是“演出自我原有的樣子”——將保有同樣最低限度關於此影像腳本的基礎，就是他們必須進到這樣預定的空間，必須帶著最基本的角色設定：譬如情侶、譬如友人這樣簡單的身份標籤，一邊帶上以自己真實本名為出發點的諧音或是外號，參與每一場戲的互動。
一切都是這樣試著脫離控制，脫離那些原有關於“演與戲的既定方式”，同時也必然是嘗試脫離電影敘事的認知習慣，因為不再是鏡頭強勢主導光影與演員，或說這影像所有的組成都各自朝著自然的方式存在，能拍到什麼或是記錄下什麼，其實不太能夠預測，也不能完全複製。換句話說，如果重拍重演也都會是截然不同的內容跟結果，這與當今的商業影像製造邏輯有著基礎動機上的極端差異，並非重複拍攝上演、錄下眾多的素材，再挑選最逼近完美或是最適切的表現來組成影像。
千禧年的我們，吸著空氣裡瀰漫關於世界末日的焦慮，不太安分地面對生活，似乎在許多場合跟人際的互動不能真正滿足，未知的壓迫下沒有什麼範例可循，就只能順著各自的個性還有當下感覺去行動、去對話，會有什麼效果沒有人能預知。那時候的人們也許正看著史恩康納萊與凱薩琳麗塔瓊斯共演的電影，看他們倆如何在千禧年來臨的當下透過世代交替產生的瑕疵，來犯下跨世紀搶案，一邊壯觀的在吉隆坡雙峰塔上游走。也沒人能想到十年之後在太平洋的另一頭岸邊的大城市，會有另一個雙子星遭遇恐怖攻擊，然後帶著全新的焦慮來面臨各自前的當代。
舒淇的旁白不時透露著關於那時對十年前的回憶跟想法，娓娓道來那些心思上的轉變，也述說著那時此刻的聯想，有時甚至僅是一個意識念頭。看在已過將近二十年的我們眼裡，更是歷經一場影像蟲洞的穿越。我們想像在基隆那看似存在又消失的天橋上走著跳著，回眸著這一切曾經，與不斷成為過去的當下每一秒是怎麼互動生產出我們的言說。這走著跳著看著寫著的過程，就是那不斷以大概十年為一個發生單位的曖昧當代人定義。所以我們觀看影像，觀看那些事件發生的瞬間，來不斷重新的認識自己是怎麼被影響與成形。一面放空心思且純粹愉快的持續走著跳著回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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