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薩德,每一次都像是在對我們人類活在世上最靠近擁有定義的這具身體做變本加厲的試煉,薩德那古典式的安排使得我們一步接一步進入越深層的折磨與痛苦,每一次加重力道都讓人產生那認定該停止的最終絕望幻覺,當如此幻覺浮現後卻又隨之而來原先更沒預料過的殘酷;又弔詭的是,其實每一次遭遇慘劇發生前的時刻,都早已預料到接下來將會發生的一切悲劇,每一次慘劇的過程都慘痛不亞於過去經驗,卻因為自己的選擇而不斷遇見每一次心中原本所無法預知的地獄。茱斯汀娜的姐姐茱麗葉特在前端開頭處做了一小段篇幅的示範,示範在書中所呈現的法國社會該是怎樣處事與生存,示範如此空間中所運行的律法為何以及何在,示範這些我們再習以為常不過的"人類"們是怎麼樣以我們不熟悉與掌握的道德姿態活著,這些已經在文字中上演變形記所轉型的人形異種所呈顯得異種關係。這只是一個開始,開始往後自己親身妹妹所遭逢一切不幸是如何更加不幸的開始,開始茱斯汀娜所嚴守遵循的道德倫理良知與堅定信仰的宗教道義是如何一次次的導致茱斯汀娜進入悲慘世界的緣由,開始之後薩德在法國大革命時位於巴士底監獄中所書寫那極端理性主義下操作文字的薩德六百程序──索多瑪120天。這只是一個開始,就是娜嘉對著布列東對自己名字所開始述說的。
Nadja,這是一個開始,本身即為俄文中開始的字首,是布列東遇見她的開始,也是布列東所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為其運動開端的時刻。是布列東書寫《Nadja》前半篇幅的媒介與人物,也是他嘗試對於人的意識流所做的探討與體認,或者其實說布列東自己的探討與體認即為這樣的研究能做的僅僅也只是"觀察"與"紀錄",除了觀察與記錄我們根本無法解釋出任何肯定與精確的意義,關於人腦中所不停飛逝過的一切有意無意的意識、關於人體所展現的姿態與反射、關於書寫下思考運作的文字,"我們能做的只有觀察與記錄"布列東如是說。非常弔詭,我們嘗試研究與分析,但此研究與分析的目的就在於非研究與非分析,此研究與分析的內容也同時是為不可研究與拒絕分析,所以我們研究與分析的方式是易研究與易分析(destudy, deanalyze),其實是為將我們原先對研究與分析的所有認知做絕對的完全扭轉與變形,變形運動持續的往前發生至我們最初所擁有的一切思維發源處。這只是一個開始,持續的發生在一次又一次往前的追溯,直至我們自身所開始的源頭。非常弔詭的,娜嘉。
也是絕對無法抗拒的暴力驅動,重複暴力運作所進行的翻轉、復仇。文學,被青少年的火熱盛氣給控制在與世隔絕的精緻木屋,進行羞辱與紀錄;文學,掌握機會狂奔逃跑時遇見律法──警長,卻在此時化身為茱斯汀娜使得自身陷入更深的危險與被虐待,被人腦中最底智能的身體所開始的強暴,這只是一個開始。開始接手的四回合輪暴。茱斯汀娜式的痛身與尖叫,喚起一個個掩藏不住的微笑,文學,只能縱身而下的跳河,化身為鬼魅幽靈,在意想不到的意識流時間與空間感知中現身於先前每一個暴力身旁,一個個停止不住得更暴力復仇回返的施加,茱斯汀娜式的痛身與尖叫,最終喚起一個掩藏不住的微笑,一個在茱斯汀娜嘴角的微笑,文學的微笑,關於開始所導致的微笑。微笑因薩德所誕生之詞──Sadism──所帶來文學與影像創造出所有關於我們身而為人一切可能的歡愉,這是一個開始。
2011-11-18
2011-11-15
《花樣年華》:(二)影像:畫面與演員=相互共存於尷尬界限邊緣
在《花樣年華》中王家衛使影像不同於《墮落天使》那樣的躁動不安,也非《重慶森林》裡的分裂運動,而以靜靜優雅與窺探去訴說何謂不合時宜的最純粹曖昧本質,是與曖昧最靠近的精準表達,也同時意味著如此即為與曖昧的最遠距離,因為純粹與曖昧本身是謂極端兩頭,關於曖昧所同時展現的難堪與尷尬如何的精準就是一個處理影像問題的最關鍵與困難所在,也因此創作的精采就在這樣多重疊的矛盾困境中以默默隱身的姿態誕生,似乎看得見卻抓不著、似乎可感知卻又消失眼前、似乎可聆聽卻同時是沉默寡言的發聲。

演員們不斷的在表情上給予一次又一次社交場合與客套禮貌中那微微抽動與委婉推拒的謝辭。從片頭陳太太看屋與房東孫太太的交談開始,兩人在室內與周圍環境的花樣裝飾就不斷的發生關於畫面注意吸引力的轉移與對話,鏡頭也開始了在全片中許多室內空間占據高比重的外部窺伺,沉默又寧靜如同幽靈的處在房間門邊、角落的尷尬位置觀看著所捕捉的影像內所不斷發生的尷尬事。這樣的位置同時必然的捕捉到許多包涵在室內空間的無機物件,在這些沉默物件之間因為彼此的樣貌、裝飾的相似關係,開始與那些以尷尬展演所生存的人物們一同進行著話不投機、口是心非的對話,有點類似於福婁拜在《包法利夫人》裡那大量關於環境與靜物的使用,因為人彼此的感受與關係的強烈影響,那些原本毫不相關、沒有任何機能與意義交集的環境元素全部開始說話發聲,一波又一波沉默的話語。鏡頭在外部窺伺著關於外遇與對象不知情所散發的過度濃郁香味,過度之後反而令人難以招架與無法承受的窒息,在片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時間連續性的表述與暗示,時間只是成為每一次不合時宜的在前逼近且阻擋著鏡頭,強迫我們接受每一次令人不確定的時刻與影像中演員們所發生的不確定曖昧事件以及事件對角色所造成的淡淡失望與掩藏。在陳太太的辦公室中,鏡頭是隔離著一片上面敷著極細微塵的玻璃在觀看室內秘書忙碌的安排老闆的行程,當中包含若有似無老闆的外遇對象余小姐的飯局與禮物等安排,在鏡頭前上靜靜飄散著關於局外人的外遇意味,也默默的在那具沉默的電話中開始陳太太與周先生的關係,電話在使用時常常不得知當事者的全然表情與態度,只見局部身體或是手部的特寫,時常在電話掛斷之後的電話特寫鏡頭,似乎所說出的話遠比電話使用中來的許多,電話在被掛斷之後才真正開始說話,有時與後方失焦移動的塊體所展現的姿態一共述說,有時則以無人的空間自言自語。我們被鏡頭不時的帶往更遠方樓梯處仰視著辦公室中老闆與秘書相互沉默與得知對方所擁有的出軌痕跡,右方也持續著處於封閉室內的路人同事持續的工作,那同事似乎也像是先前述說室內空間那些無機物一般的腳色,因為如此鏡頭與其中角色關係的強烈意味,他也開始被尷尬化了,在鏡頭與演員所營造的空間中沒有任何一個物體與人體是清白與倖免。
鏡頭前的影像被使用了多種方式隔離、退據遠方,纖細幾乎不可見的玻璃灰塵、出現在鏡頭前的盆栽葉片、不合時宜的位於廢棄屋窗台的盆栽、總是如監牢鐵桿的鐵窗架等,使我們觀看何謂看不清的模糊與曖昧,即使在這樣鏡頭中位於後方焦距內的人物所展現也常是帶著偷偷摸摸四處窺伺的姿態在進行互動對話。人與人之間在全片中對話時眼神交集幾乎都維持著幾秒鐘的短暫,特別是陳太太與周先生兩人之間的互動。

我們從片頭開始發覺那絕對不可見的陳先生與周太太的臉孔就已開始緩慢的飄移在陳太太與周先生之間的曖昧互動(一場麻將牌局),接下來我們只能看見在陳太太與周先生身上互相發生關於另一半的消失、爽約,他們的另一半都漸漸的完全隱身在他們倆之間,而陳太太與周先生也開始有意無意的嘗試與彼此"巧合"的邂逅,在這樣刻意想要卻又不太敢的巧合中尷尬意味更為濃烈,兩人相見時的臉孔總是不自然與客套的抽動下告別,告別後卻又禁不住的回頭盼望,微開的唇似乎擁有千言萬語卻依舊聲響未發的沉默在斗大的眼神上凝視,或是在文不對題的客套招呼中抽蓄的嘴角邊默默塞上一根菸,點燃沉默。在兩位主要演員中,鏡頭常以另一種迥異於前述的方式,逼近的停留在他們倆臉孔,並且時而極緩慢的飄移在他們周邊環境的隔離板或是牆壁間,甚至是在他們的肩膀上頭。當他們兩不坦白的開始第一次約會,我們像是在隔壁桌偷聽、轉身偷窺一般的進入他們對話、靠近他們的肩頭與後腦,這樣的距離近得不合時宜與當事者感到不自在,他們的頭部也因此常是被截斷局部,也就是說總是有著那些在鏡頭外部的,那些超出鏡頭所能捕捉範圍的,擴張出影像框之外的部分是我們所無法見與無法知,延伸感同時出現在影像給予我們的觀看,也不斷的勾起觀看影像時那微微的搔癢與好奇,關於主要焦距與敘事的吸引力和那無法觸摸與觀看的散漫轉移同時的使我們處在尷尬的空間之中。周先生與陳太太先後提問了一個關於對方擁有的物件(皮包與領帶)的問題,口是心非提問與回應從不在畫面中展現兩人的真感受與情緒,苦笑的試探出兩人彼此另一半的出軌,但我們從沒見到這樣的事件確實的發聲與內容的證據影像所表態,只是在輕描的暗示中我們得知,接著也無法看見陳太太與周先生的臉孔,只是看著他們倆的背影緩緩的走遠朝向街頭尾處的計程車。在接下來越來越多互動場合中,眼神交集依舊總是由一方尷尬的逃離另一方,兩人對話漸漸靠近而時常突發的開始逃離,那種意味宛如村上春樹在《1Q84》裡操作的空間,如何使得創造的不同世界彼此慢慢不斷的互相靠近卻又極力的使它們不碰在一塊,有著類似操作難堪與尷尬的意圖。並且在片中共有三場兩人分別重複展演兩次的橋段:"今晚別回家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們就別再見面了"。三場戲分別在第一次發生時都開始了錯愕與抗拒的尷尬,並且另當事者帶有不解與疑問,我們觀者同時也是,而在第一場戲突然的就開始第二次,我們影像中是頓時漠然於第二次那當事者表情與第一次的迥異,但沒多久我們就隱約的了解他們在重複試驗著可能;第二場戲在第二回試驗時真性情被牽引爆發,但我們在只能觀看陳太太的悲哭與周先生的後腦的影像中,只能與陳太太一同身為疑問人,因為周先生也以背影訴說了"即使是真的他也不會承認麻",依舊處在尷尬。第三場戲是因周先生的請求,我們跟著他們開始上演第二回才開始了解內容,內容是陳太太若有似無的謊言:陳先生要回國了,所以他們必須分手,在幾具表面與摸不著邊的對談中、在兩人互不交集與口是心非的眼神與肢體中,兩人分手告別,只留下漠然的陳太太、她不知所云焦躁漸發狂戴婚戒的左手、與她回眸注視反倒相反成為焦距外的周先生漸行漸遠的背影。"試著玩的,看看會怎樣而已啦",再一次我們感到期待與情緒的轉變,影像赫然呈顯痛哭在周先生肩膀的陳太太,以及兩人在彼此身上扭捏使勁的手,只是這次我們在一堵牆的外邊緩緩的看見、窺探到周先生那嚴肅與帶有難堪的表情。並且在這場戲裡我們也再一次的看見那些他們倆時常發生互動關係的粗糙牆上那總是不合時宜的貼滿許多藥膏與哮喘退色廣告,以即時常因為每場戲不同的關係被更動位置的牆上吊燈,它們也在每場戲中扮演著先前所述的"沉默的話語"角色。
關於兩人之間關係在影像上的嘗試裡其中包含一種與創作虛構與現實緊密相關的方式:鏡子。在前段提及陳太太與周先生眼神的交會在影像中的安排,鏡子占了某幾場重要且精彩的安排,因為他們倆的關係與壓抑影響下眼神總是對彼此飄忽不定與逃離,在周先生決定找一個"寫東西"的地方而入住2046房時,陳太太自起先半推半就至後來時常出入的過程裡,即使是與彼此交集與親密增加,那些兩人對看或是玩樂共處的時光,在影像中卻是呈現在多重鏡像的反射,兩人影像裡的眼神依舊互相錯置與分裂,觀看也同樣是難以找尋唯一視點與角度的被併制在影像裡鏡像的反覆捕捉。即使到了片尾聲,兩人各自漸漸恢復在影像裡的獨身一人,我們跟著發現他們倆不在一同出現在任何畫面,而各自獨立的在不同時間往來同一空間,鏡像又再次被使用:譬如陳太太沉默僵固在無人的2046房中那面熟悉的三面鏡前背對著坐著,她分裂成三個陳太太,互不相交的面對各自一方,只有一個(也就是面對鏡頭的那一個)我們能看見她那留下淚的臉孔。

杜可風的影像質感與張叔平的美術指導在王家衛的編劇、監製、導演的共同串謀下呈顯的影像難度與其訴說的難度本質,影像始於影像流變於困難之時,當我們發現了不對勁與怪異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看見影像所在,在《花樣年華》的不合時宜、尷尬、難堪這般難以靠近的狀態在影像的多層面被重複操作、被重疊意義所覆蓋、被切割與分裂影像所延伸,要嘗試的分析與述說如此影像敘事所預見的困難其實如同觀看著周先生手中煙霧裊裊而升的影像一般,自然流動的集體上飄卻因為阻擋前方的強烈白光而驟停,無定性與不可預知的散播飄向別處。也因此困難的緣故,我們有為其書寫的必要,因為書寫始於書寫流變於困難之時,再者,唯有書寫才是真正的進行思考,即意味思考始於書寫流變於困難之時的互文蛇咬尾的永恆循環姿態。

演員們不斷的在表情上給予一次又一次社交場合與客套禮貌中那微微抽動與委婉推拒的謝辭。從片頭陳太太看屋與房東孫太太的交談開始,兩人在室內與周圍環境的花樣裝飾就不斷的發生關於畫面注意吸引力的轉移與對話,鏡頭也開始了在全片中許多室內空間占據高比重的外部窺伺,沉默又寧靜如同幽靈的處在房間門邊、角落的尷尬位置觀看著所捕捉的影像內所不斷發生的尷尬事。這樣的位置同時必然的捕捉到許多包涵在室內空間的無機物件,在這些沉默物件之間因為彼此的樣貌、裝飾的相似關係,開始與那些以尷尬展演所生存的人物們一同進行著話不投機、口是心非的對話,有點類似於福婁拜在《包法利夫人》裡那大量關於環境與靜物的使用,因為人彼此的感受與關係的強烈影響,那些原本毫不相關、沒有任何機能與意義交集的環境元素全部開始說話發聲,一波又一波沉默的話語。鏡頭在外部窺伺著關於外遇與對象不知情所散發的過度濃郁香味,過度之後反而令人難以招架與無法承受的窒息,在片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時間連續性的表述與暗示,時間只是成為每一次不合時宜的在前逼近且阻擋著鏡頭,強迫我們接受每一次令人不確定的時刻與影像中演員們所發生的不確定曖昧事件以及事件對角色所造成的淡淡失望與掩藏。在陳太太的辦公室中,鏡頭是隔離著一片上面敷著極細微塵的玻璃在觀看室內秘書忙碌的安排老闆的行程,當中包含若有似無老闆的外遇對象余小姐的飯局與禮物等安排,在鏡頭前上靜靜飄散著關於局外人的外遇意味,也默默的在那具沉默的電話中開始陳太太與周先生的關係,電話在使用時常常不得知當事者的全然表情與態度,只見局部身體或是手部的特寫,時常在電話掛斷之後的電話特寫鏡頭,似乎所說出的話遠比電話使用中來的許多,電話在被掛斷之後才真正開始說話,有時與後方失焦移動的塊體所展現的姿態一共述說,有時則以無人的空間自言自語。我們被鏡頭不時的帶往更遠方樓梯處仰視著辦公室中老闆與秘書相互沉默與得知對方所擁有的出軌痕跡,右方也持續著處於封閉室內的路人同事持續的工作,那同事似乎也像是先前述說室內空間那些無機物一般的腳色,因為如此鏡頭與其中角色關係的強烈意味,他也開始被尷尬化了,在鏡頭與演員所營造的空間中沒有任何一個物體與人體是清白與倖免。鏡頭前的影像被使用了多種方式隔離、退據遠方,纖細幾乎不可見的玻璃灰塵、出現在鏡頭前的盆栽葉片、不合時宜的位於廢棄屋窗台的盆栽、總是如監牢鐵桿的鐵窗架等,使我們觀看何謂看不清的模糊與曖昧,即使在這樣鏡頭中位於後方焦距內的人物所展現也常是帶著偷偷摸摸四處窺伺的姿態在進行互動對話。人與人之間在全片中對話時眼神交集幾乎都維持著幾秒鐘的短暫,特別是陳太太與周先生兩人之間的互動。

我們從片頭開始發覺那絕對不可見的陳先生與周太太的臉孔就已開始緩慢的飄移在陳太太與周先生之間的曖昧互動(一場麻將牌局),接下來我們只能看見在陳太太與周先生身上互相發生關於另一半的消失、爽約,他們的另一半都漸漸的完全隱身在他們倆之間,而陳太太與周先生也開始有意無意的嘗試與彼此"巧合"的邂逅,在這樣刻意想要卻又不太敢的巧合中尷尬意味更為濃烈,兩人相見時的臉孔總是不自然與客套的抽動下告別,告別後卻又禁不住的回頭盼望,微開的唇似乎擁有千言萬語卻依舊聲響未發的沉默在斗大的眼神上凝視,或是在文不對題的客套招呼中抽蓄的嘴角邊默默塞上一根菸,點燃沉默。在兩位主要演員中,鏡頭常以另一種迥異於前述的方式,逼近的停留在他們倆臉孔,並且時而極緩慢的飄移在他們周邊環境的隔離板或是牆壁間,甚至是在他們的肩膀上頭。當他們兩不坦白的開始第一次約會,我們像是在隔壁桌偷聽、轉身偷窺一般的進入他們對話、靠近他們的肩頭與後腦,這樣的距離近得不合時宜與當事者感到不自在,他們的頭部也因此常是被截斷局部,也就是說總是有著那些在鏡頭外部的,那些超出鏡頭所能捕捉範圍的,擴張出影像框之外的部分是我們所無法見與無法知,延伸感同時出現在影像給予我們的觀看,也不斷的勾起觀看影像時那微微的搔癢與好奇,關於主要焦距與敘事的吸引力和那無法觸摸與觀看的散漫轉移同時的使我們處在尷尬的空間之中。周先生與陳太太先後提問了一個關於對方擁有的物件(皮包與領帶)的問題,口是心非提問與回應從不在畫面中展現兩人的真感受與情緒,苦笑的試探出兩人彼此另一半的出軌,但我們從沒見到這樣的事件確實的發聲與內容的證據影像所表態,只是在輕描的暗示中我們得知,接著也無法看見陳太太與周先生的臉孔,只是看著他們倆的背影緩緩的走遠朝向街頭尾處的計程車。在接下來越來越多互動場合中,眼神交集依舊總是由一方尷尬的逃離另一方,兩人對話漸漸靠近而時常突發的開始逃離,那種意味宛如村上春樹在《1Q84》裡操作的空間,如何使得創造的不同世界彼此慢慢不斷的互相靠近卻又極力的使它們不碰在一塊,有著類似操作難堪與尷尬的意圖。並且在片中共有三場兩人分別重複展演兩次的橋段:"今晚別回家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們就別再見面了"。三場戲分別在第一次發生時都開始了錯愕與抗拒的尷尬,並且另當事者帶有不解與疑問,我們觀者同時也是,而在第一場戲突然的就開始第二次,我們影像中是頓時漠然於第二次那當事者表情與第一次的迥異,但沒多久我們就隱約的了解他們在重複試驗著可能;第二場戲在第二回試驗時真性情被牽引爆發,但我們在只能觀看陳太太的悲哭與周先生的後腦的影像中,只能與陳太太一同身為疑問人,因為周先生也以背影訴說了"即使是真的他也不會承認麻",依舊處在尷尬。第三場戲是因周先生的請求,我們跟著他們開始上演第二回才開始了解內容,內容是陳太太若有似無的謊言:陳先生要回國了,所以他們必須分手,在幾具表面與摸不著邊的對談中、在兩人互不交集與口是心非的眼神與肢體中,兩人分手告別,只留下漠然的陳太太、她不知所云焦躁漸發狂戴婚戒的左手、與她回眸注視反倒相反成為焦距外的周先生漸行漸遠的背影。"試著玩的,看看會怎樣而已啦",再一次我們感到期待與情緒的轉變,影像赫然呈顯痛哭在周先生肩膀的陳太太,以及兩人在彼此身上扭捏使勁的手,只是這次我們在一堵牆的外邊緩緩的看見、窺探到周先生那嚴肅與帶有難堪的表情。並且在這場戲裡我們也再一次的看見那些他們倆時常發生互動關係的粗糙牆上那總是不合時宜的貼滿許多藥膏與哮喘退色廣告,以即時常因為每場戲不同的關係被更動位置的牆上吊燈,它們也在每場戲中扮演著先前所述的"沉默的話語"角色。關於兩人之間關係在影像上的嘗試裡其中包含一種與創作虛構與現實緊密相關的方式:鏡子。在前段提及陳太太與周先生眼神的交會在影像中的安排,鏡子占了某幾場重要且精彩的安排,因為他們倆的關係與壓抑影響下眼神總是對彼此飄忽不定與逃離,在周先生決定找一個"寫東西"的地方而入住2046房時,陳太太自起先半推半就至後來時常出入的過程裡,即使是與彼此交集與親密增加,那些兩人對看或是玩樂共處的時光,在影像中卻是呈現在多重鏡像的反射,兩人影像裡的眼神依舊互相錯置與分裂,觀看也同樣是難以找尋唯一視點與角度的被併制在影像裡鏡像的反覆捕捉。即使到了片尾聲,兩人各自漸漸恢復在影像裡的獨身一人,我們跟著發現他們倆不在一同出現在任何畫面,而各自獨立的在不同時間往來同一空間,鏡像又再次被使用:譬如陳太太沉默僵固在無人的2046房中那面熟悉的三面鏡前背對著坐著,她分裂成三個陳太太,互不相交的面對各自一方,只有一個(也就是面對鏡頭的那一個)我們能看見她那留下淚的臉孔。

杜可風的影像質感與張叔平的美術指導在王家衛的編劇、監製、導演的共同串謀下呈顯的影像難度與其訴說的難度本質,影像始於影像流變於困難之時,當我們發現了不對勁與怪異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看見影像所在,在《花樣年華》的不合時宜、尷尬、難堪這般難以靠近的狀態在影像的多層面被重複操作、被重疊意義所覆蓋、被切割與分裂影像所延伸,要嘗試的分析與述說如此影像敘事所預見的困難其實如同觀看著周先生手中煙霧裊裊而升的影像一般,自然流動的集體上飄卻因為阻擋前方的強烈白光而驟停,無定性與不可預知的散播飄向別處。也因此困難的緣故,我們有為其書寫的必要,因為書寫始於書寫流變於困難之時,再者,唯有書寫才是真正的進行思考,即意味思考始於書寫流變於困難之時的互文蛇咬尾的永恆循環姿態。2011-11-13
《墮落天使》-永恆的影像運動=關於需要的開始與躁動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需要所建立的關係在一般關懷與想像裡不乏去處理主動與被動情緒和行為影響之後造成的劇情連鎖反應與衝突,這可以很輕鬆與清楚的面對與操作,在大多電視偶像劇或好萊塢偶像式電影都能輕易的被發覺,數量也常常是多到讓人搞不清楚每一部愛情文藝片彼此的片名、內容、甚至演員彼此角色與臉孔的相像,即使都已親身觀影後。
而王家衛在《墮落天使》裡嘗試探究與拍攝的是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需要與介入開始前與開始之後那主動與被動的發生所在。是一個非常困難能用語言去描述或分析如此抽象又完全切中關於我們現實的深入問題,導演使用了多位演員在彼此不同的互動下所開始與結束的關係以極高密度的方式去填滿每一個稍縱即逝的影像。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種永恆不停歇的運動,是一種躁動:我們總是無法克制的去觀看與聆聽任何我們使自己的不經意去吸引與被關注的注意力與心之所向;是一種漸漸失去慣性重心而維持了另一種重心的關懷:我們與人交往與生活選擇所改變的對象與狀態也即是如此;是一種失速:我們無法完全控制與預料關係中的任何發展與延伸,僅僅能雙手抓緊龍頭、雙眼瞪大的凝視眼前。王家衛的影像同時以同樣方式在訴說著如此超出語言與身體感的運動狀態。
黎明是一個殺手,並以此行業所擁有的性質感到自在;李嘉欣負責聯絡、給予黎明任務對象、時間、地點的主要人,她都會定時的進入黎明家中鉅細靡遺的打掃與默默檢察他的生活大小狀況;金城武自五歲時吃了一個過期鳳梨罐頭後由多話聒噪轉變為沉默寡言,整天生活在快樂與自適的生活樣貌;莫文蔚是一個高躁動與狂歡遊戲的女子,時常帶著高頻率與分貝的吶喊與尖叫在關懷著感情;楊采妮因為愛情而陷入一段瘋狂與無差別關係的追討過程。每一個角色似乎默默的乘載了一種人際關係的原初樣貌,並且在彼此碰見時改變臉孔與相互融合再轉變,影像也就是以此種方式敘事在逼近其關係的本質。
黎明因為職業的緣故而必須負擔著他人的需要去強制進入對象的空間中,與對象幾乎都是陌生狀態,強行介入的目的僅在於消滅、抹除對象的存在,因為主顧的需要而黎明存在,因為黎明的需要對象必須死亡,對象的死亡是使得黎明能存在的原因也是賦予主顧需要成立的條件。影像再如此極端與高張力存滅狀態中總是快速的令我們觀影失焦,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目標方向,快速的爆炸火花與血漬發生在我們期望與思考之外的場域;影像在李嘉欣與黎明之間漸漸的失去我們在生活中所感與所知的重心,總是停不住的偏斜、傾向任何關於地平線與平視的一般慣性,並且常以微凸透鏡的近距離大特寫著人物臉孔,在一個微微飄移類失重的重心空間裡,我們似乎難以站穩腳跟與穩固思緒去做太多關於可知與分析的邏輯討論,我們像是在充滿液體的寫實環境中近距離的觀看我們早已知卻無法熟悉的人物與事件,並且許多事件與互動的發生是在於逼近的大特寫鏡頭人物之後那已失焦模糊與焦距內清晰巨大且變形的人臉所截然切割的異空間中。人與人關係也總是有著關係背後所持續進行發生的永恆運動,人無法去阻止任何關於他者建立關係的開始與結束,因為人生存即是代表永恆的心跳運動。再者,同時也意味著我們人眼本身就僅只能觀看於視覺界限之內的所有物,超出這視覺範圍、位於後腦勺之背後、處在焦距之外,就不是我們這具人類軀殼所能掌握與理解的抽象關係。
金城武自那過期鳳梨罐頭之後就沉默寡言,任何與人互動建立在他對於隨機的陌生人開始的強行介入,逼迫每一個陌生人做些無傷大雅、既不會傷害身體又不觸犯法律的惱人行徑,使每一個陌生進入恐慌但又尷尬抗拒的姿態,而這些陌生總是不約而同又無奈的以金錢交易使他停止。金城武強制的給予他所認為那陌生所需要,譬如說遇見長髮男就強迫幫他洗頭之類,他強迫的給予他認為的快樂與自在去開始每一個與陌生人的關係,心裡懷著總有天會因此而遇見知心朋友,這些都不需要任何口述語言的媒介。他也常在正常營業時間之外去侵入店家幫它開店營業,使得他在與人的關係外多了一層與店家和社會的連結,並藉由此連結拓展他與人的連繫,在這其中就多了更多的不可預期與驚喜,因為當人因為在某深夜時段嘴饞想吃冰淇淋時卻發現是金城武開的店後,他又會被強制的拖進此冰淇淋的不正常營業時間、不正常營業內容:因為老闆金城武的瘋狂熱情與招待,再接著拓樸至陌生人全家大小的歡度冰淇淋時光。一句話都未曾與陌生人訴說卻建立了強烈印象的深刻關係,並且隨之延伸;沉默寡言的他卻是每一段關於他的影像中最多話的畫外音旁白,他的旁白是所有演員裡包含的範圍最廣泛與瑣碎,包含了許多關於個人私密與零碎想法的內容,在非常口語化的狀態下不停的說著。當他莫名的遇見了唯一能懂他肢體語言的人:楊采妮,他就戀愛了。跟著她隨處追討"金毛玲":那個根據楊采妮電話口裡訴說搶了她男友並結婚的陌生女子,關係的虛構就在他們倆莫名的在大樓間大聲呼叫追討金毛玲,但就是沒有此人,甚至最後開始辱罵與毆打一個金毛髮的充氣娃娃,或是陷入了莫名關於金毛玲同名的混亂鬥毆之中。楊采妮口中的所有事件與關係隨之創造與轉變,而金城武原先對待陌生人的方式與態度似乎完全被楊采妮索取代,自己漸漸變的像自己原有眼裡的陌生人一般。
接著我們發現莫文蔚的髮型是片中最具有金毛玲意味的女性,但她卻是一個被男人拋棄的女人,與楊采妮所述那搶男人的形象迥異。莫文蔚宛如常常出現的失焦與衝刺的失速影像一般行跡與互動、發出的極端聲響吶喊都是令我們難以捉摸,她與黎明之間依舊無法建立起黎明所需要的那種影像關係,或者說他所需要的關係本來就不是一般穩固與平視的生活狀態,換句話說,他的身分職業是無法使他獲得如此的影像關係,就以一個最莫文蔚式的高暖度膨脹紅光空間的吻,告別了莫文蔚。也在與李嘉欣的深談之後表明前述他關於生活與職業的需要關係,因此李嘉欣給了他最後一次的任務指示與需要,是一個與先前任務內容大同小異卻漸漸的散發出死亡意味的任務,但這樣的任務再想開始轉變自己生活的黎明來說似乎就是最需要,也僅有此能符合他的需要:
"做這行業有個好處,就是關於那對象、時間、地點,任何細節都已有人幫你準備與確定,你不用去煩惱太多,這對我懶惰的個性是最好不過。"
也是在這次,他的任務所預定的就是他自身的告別,也是李嘉欣默默的注視著那滿是雜訊的電視機,關係已如同其失訊模糊。

影像中的運動有時則以影像內電視機所呈顯的復影像重疊進行,影像內演員關注著裡面電視機中所自發出的光源,以他們和複影像的關係訴說著人與人之間那種類比與再現。金城武在居酒屋老闆為孩子所拍攝的慶生影像中獲得靈感,自己也開始隨手拍那他唯一與最親密關懷的對象:他的老爸。我們是在影像裡與他們一同將視覺觀注在影像內電視機上的即時同步內影像,換句話說,金城武拿著攝影機及時拍攝並同步呈顯出的極度躁動混亂影像,他與我們電影觀者是同時也同步的關注在同一影像中,但我們觀者所擁有的複雜在於他們所運動的一切也是我們眼中的另一層面大影像範疇。我們看著這些運動是如何不停滯的在運動著,看著金城武在角落默默注視著老爸生日時看著自己被拍攝的混亂影像的開心而自己也感到開心,我們觀者在那時也感到開心。是一層層連續牽動的連鎖運動,就如同先前金城武總是對陌生人進行的強制一般,我們觀者在面對這些影像時也幾乎相同的狀態與運動,關係的意義在劇中人之間進行、在影像的安排與剪接中進行、同時在我們與影像之間進行,運動都是一起開始發生,狀態互相類似與比擬。在金城武的老爸去世後,留下的只有默默看著遺留的影像與空缺的椅子的金城武,同樣的場合卻完全與前述極端的感覺狀態,在金城武臉上所反映的光是已逝去、此曾在的影像,他頭上所戴老爸的漁夫帽也是如此,他與老爸因為影像的關係共存著、重疊著,在影像中他們不朽的共同生活與牽動情緒。只有在影像的虛構之中是永恆,運動也永不停歇。
片尾李嘉欣大特寫吃麵的鏡頭,又是一次她每次若有似無的出現在先前每一次任務的場合一般,後方失焦所在莫名的開始混亂鬥毆,與她所處簡直完全分割毫無關係但因為此漠然的極致又不禁令人感到她似乎關係最深的幾個瞬間。空間只剩下滿臉淌血的金城武與她,似乎一個微笑與微微回眸使得他找到了他需要的知心朋友,她找到了她需要的拍擋關係。
王家衛在此片的影像裡以多種方式以不同狀態在躁動著,是為了訴說其運動本質所必須也是唯一的方式,藉著許多角色的身分職業、處世姿態以及彼此互動下所呈顯在影像、影像彼此連結與建立的方式在與我們觀者之間一併共同維持著動能。我們與人際彼此之間最隱密也最切身的需要,關於身為人並且面對人與環境的那一塊不可言喻與表述在我們身上的空間,我們需要王家衛的影像,就如同他的影像需要我們人去觀看與觸摸一般。
我們彼此緊貼著在失速的光影裡持續著永恆影像運動所同時訴說的強烈需要。
而王家衛在《墮落天使》裡嘗試探究與拍攝的是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需要與介入開始前與開始之後那主動與被動的發生所在。是一個非常困難能用語言去描述或分析如此抽象又完全切中關於我們現實的深入問題,導演使用了多位演員在彼此不同的互動下所開始與結束的關係以極高密度的方式去填滿每一個稍縱即逝的影像。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種永恆不停歇的運動,是一種躁動:我們總是無法克制的去觀看與聆聽任何我們使自己的不經意去吸引與被關注的注意力與心之所向;是一種漸漸失去慣性重心而維持了另一種重心的關懷:我們與人交往與生活選擇所改變的對象與狀態也即是如此;是一種失速:我們無法完全控制與預料關係中的任何發展與延伸,僅僅能雙手抓緊龍頭、雙眼瞪大的凝視眼前。王家衛的影像同時以同樣方式在訴說著如此超出語言與身體感的運動狀態。
黎明是一個殺手,並以此行業所擁有的性質感到自在;李嘉欣負責聯絡、給予黎明任務對象、時間、地點的主要人,她都會定時的進入黎明家中鉅細靡遺的打掃與默默檢察他的生活大小狀況;金城武自五歲時吃了一個過期鳳梨罐頭後由多話聒噪轉變為沉默寡言,整天生活在快樂與自適的生活樣貌;莫文蔚是一個高躁動與狂歡遊戲的女子,時常帶著高頻率與分貝的吶喊與尖叫在關懷著感情;楊采妮因為愛情而陷入一段瘋狂與無差別關係的追討過程。每一個角色似乎默默的乘載了一種人際關係的原初樣貌,並且在彼此碰見時改變臉孔與相互融合再轉變,影像也就是以此種方式敘事在逼近其關係的本質。
黎明因為職業的緣故而必須負擔著他人的需要去強制進入對象的空間中,與對象幾乎都是陌生狀態,強行介入的目的僅在於消滅、抹除對象的存在,因為主顧的需要而黎明存在,因為黎明的需要對象必須死亡,對象的死亡是使得黎明能存在的原因也是賦予主顧需要成立的條件。影像再如此極端與高張力存滅狀態中總是快速的令我們觀影失焦,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目標方向,快速的爆炸火花與血漬發生在我們期望與思考之外的場域;影像在李嘉欣與黎明之間漸漸的失去我們在生活中所感與所知的重心,總是停不住的偏斜、傾向任何關於地平線與平視的一般慣性,並且常以微凸透鏡的近距離大特寫著人物臉孔,在一個微微飄移類失重的重心空間裡,我們似乎難以站穩腳跟與穩固思緒去做太多關於可知與分析的邏輯討論,我們像是在充滿液體的寫實環境中近距離的觀看我們早已知卻無法熟悉的人物與事件,並且許多事件與互動的發生是在於逼近的大特寫鏡頭人物之後那已失焦模糊與焦距內清晰巨大且變形的人臉所截然切割的異空間中。人與人關係也總是有著關係背後所持續進行發生的永恆運動,人無法去阻止任何關於他者建立關係的開始與結束,因為人生存即是代表永恆的心跳運動。再者,同時也意味著我們人眼本身就僅只能觀看於視覺界限之內的所有物,超出這視覺範圍、位於後腦勺之背後、處在焦距之外,就不是我們這具人類軀殼所能掌握與理解的抽象關係。
金城武自那過期鳳梨罐頭之後就沉默寡言,任何與人互動建立在他對於隨機的陌生人開始的強行介入,逼迫每一個陌生人做些無傷大雅、既不會傷害身體又不觸犯法律的惱人行徑,使每一個陌生進入恐慌但又尷尬抗拒的姿態,而這些陌生總是不約而同又無奈的以金錢交易使他停止。金城武強制的給予他所認為那陌生所需要,譬如說遇見長髮男就強迫幫他洗頭之類,他強迫的給予他認為的快樂與自在去開始每一個與陌生人的關係,心裡懷著總有天會因此而遇見知心朋友,這些都不需要任何口述語言的媒介。他也常在正常營業時間之外去侵入店家幫它開店營業,使得他在與人的關係外多了一層與店家和社會的連結,並藉由此連結拓展他與人的連繫,在這其中就多了更多的不可預期與驚喜,因為當人因為在某深夜時段嘴饞想吃冰淇淋時卻發現是金城武開的店後,他又會被強制的拖進此冰淇淋的不正常營業時間、不正常營業內容:因為老闆金城武的瘋狂熱情與招待,再接著拓樸至陌生人全家大小的歡度冰淇淋時光。一句話都未曾與陌生人訴說卻建立了強烈印象的深刻關係,並且隨之延伸;沉默寡言的他卻是每一段關於他的影像中最多話的畫外音旁白,他的旁白是所有演員裡包含的範圍最廣泛與瑣碎,包含了許多關於個人私密與零碎想法的內容,在非常口語化的狀態下不停的說著。當他莫名的遇見了唯一能懂他肢體語言的人:楊采妮,他就戀愛了。跟著她隨處追討"金毛玲":那個根據楊采妮電話口裡訴說搶了她男友並結婚的陌生女子,關係的虛構就在他們倆莫名的在大樓間大聲呼叫追討金毛玲,但就是沒有此人,甚至最後開始辱罵與毆打一個金毛髮的充氣娃娃,或是陷入了莫名關於金毛玲同名的混亂鬥毆之中。楊采妮口中的所有事件與關係隨之創造與轉變,而金城武原先對待陌生人的方式與態度似乎完全被楊采妮索取代,自己漸漸變的像自己原有眼裡的陌生人一般。
接著我們發現莫文蔚的髮型是片中最具有金毛玲意味的女性,但她卻是一個被男人拋棄的女人,與楊采妮所述那搶男人的形象迥異。莫文蔚宛如常常出現的失焦與衝刺的失速影像一般行跡與互動、發出的極端聲響吶喊都是令我們難以捉摸,她與黎明之間依舊無法建立起黎明所需要的那種影像關係,或者說他所需要的關係本來就不是一般穩固與平視的生活狀態,換句話說,他的身分職業是無法使他獲得如此的影像關係,就以一個最莫文蔚式的高暖度膨脹紅光空間的吻,告別了莫文蔚。也在與李嘉欣的深談之後表明前述他關於生活與職業的需要關係,因此李嘉欣給了他最後一次的任務指示與需要,是一個與先前任務內容大同小異卻漸漸的散發出死亡意味的任務,但這樣的任務再想開始轉變自己生活的黎明來說似乎就是最需要,也僅有此能符合他的需要:"做這行業有個好處,就是關於那對象、時間、地點,任何細節都已有人幫你準備與確定,你不用去煩惱太多,這對我懶惰的個性是最好不過。"
也是在這次,他的任務所預定的就是他自身的告別,也是李嘉欣默默的注視著那滿是雜訊的電視機,關係已如同其失訊模糊。

影像中的運動有時則以影像內電視機所呈顯的復影像重疊進行,影像內演員關注著裡面電視機中所自發出的光源,以他們和複影像的關係訴說著人與人之間那種類比與再現。金城武在居酒屋老闆為孩子所拍攝的慶生影像中獲得靈感,自己也開始隨手拍那他唯一與最親密關懷的對象:他的老爸。我們是在影像裡與他們一同將視覺觀注在影像內電視機上的即時同步內影像,換句話說,金城武拿著攝影機及時拍攝並同步呈顯出的極度躁動混亂影像,他與我們電影觀者是同時也同步的關注在同一影像中,但我們觀者所擁有的複雜在於他們所運動的一切也是我們眼中的另一層面大影像範疇。我們看著這些運動是如何不停滯的在運動著,看著金城武在角落默默注視著老爸生日時看著自己被拍攝的混亂影像的開心而自己也感到開心,我們觀者在那時也感到開心。是一層層連續牽動的連鎖運動,就如同先前金城武總是對陌生人進行的強制一般,我們觀者在面對這些影像時也幾乎相同的狀態與運動,關係的意義在劇中人之間進行、在影像的安排與剪接中進行、同時在我們與影像之間進行,運動都是一起開始發生,狀態互相類似與比擬。在金城武的老爸去世後,留下的只有默默看著遺留的影像與空缺的椅子的金城武,同樣的場合卻完全與前述極端的感覺狀態,在金城武臉上所反映的光是已逝去、此曾在的影像,他頭上所戴老爸的漁夫帽也是如此,他與老爸因為影像的關係共存著、重疊著,在影像中他們不朽的共同生活與牽動情緒。只有在影像的虛構之中是永恆,運動也永不停歇。片尾李嘉欣大特寫吃麵的鏡頭,又是一次她每次若有似無的出現在先前每一次任務的場合一般,後方失焦所在莫名的開始混亂鬥毆,與她所處簡直完全分割毫無關係但因為此漠然的極致又不禁令人感到她似乎關係最深的幾個瞬間。空間只剩下滿臉淌血的金城武與她,似乎一個微笑與微微回眸使得他找到了他需要的知心朋友,她找到了她需要的拍擋關係。
他們彼此緊貼著在失速的光影裡持續著永恆影像運動所同時訴說的強烈需要。
王家衛在此片的影像裡以多種方式以不同狀態在躁動著,是為了訴說其運動本質所必須也是唯一的方式,藉著許多角色的身分職業、處世姿態以及彼此互動下所呈顯在影像、影像彼此連結與建立的方式在與我們觀者之間一併共同維持著動能。我們與人際彼此之間最隱密也最切身的需要,關於身為人並且面對人與環境的那一塊不可言喻與表述在我們身上的空間,我們需要王家衛的影像,就如同他的影像需要我們人去觀看與觸摸一般。
我們彼此緊貼著在失速的光影裡持續著永恆影像運動所同時訴說的強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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