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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4

不存在機能需求的努力—幽默

道格拉斯‧肯尼(Douglas Kenney)的故事被轉拍成電影,電影本身一如以往普遍商業傳記一樣的轉述其事業開始、變化甚至扭曲,以至結束的流程,作為二十世紀後半美國喜劇歷史的精采角色,劃時代的事件與人物被獵奇式的排列展示,相同的它(他)們自身也已獵奇的眼光看待周遭。電影影像本身並無太多能負荷如此角色與故事的強度,影像也只是像展示內容物一般的穩定排列,並且充滿著各幕之間的機能性需要。

當劇中的這些角色如此放肆的書寫、印刷其文字,將一連串無建設性的想法散播製街頭、媒體,人們像是出現癮頭一般的需要,精神上的嚮往,嚮往接觸這些不具生產動能的圖文,有時不為太多深刻的理由,就是想要看見一些充滿笑意、惡意的訊息,可能不時帶著諷刺政治或是社會事件的重新書寫,但終究不為這些書寫負責,不因這些書寫而生產什麼新想法,只讓人能夠在閱讀時的短暫充滿刺激,在這快速的共鳴感中獲得一點解放。

這是一件非常隨性的行為,不管是對於製造或是接收的彼此來說都是,這也是一件在嚴肅不過的姿態,因為不再為了任何當下欲求之外的事而行動。澄明又基進徹底不過,甚至不存在集體喜好與否來作為前提,而就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文字,所以它可以在一秒鐘就被丟棄,也可以風靡全國,橫掃所有零售點或是戲院售票口。


那也是真正悖論—幽默不僅僅是那笑容揚起的位置與聲音,還有那使它揚起的觀看與聆聽。


2015-04-05

創造幽默的名

北野武、佐紀、菊次郎。

  從一個告知開始,告知了那將自己誕生在世上的母親之死訊,來作為這作品中啟動他開始進行移動-運動的起始源。

  在連續物理定義上的移動過程裡,穿梭著過去記憶裡所有關於佐紀-母親;菊次郎-父親的事件展演。這些事件總是被揶揄的引出、總是淡淡著脫離常理的日常瑣事般帶著詼諧,像是一場場日本諧星從青少年時期進入訓練班至十年二十年後以純熟敘述與節奏的段子,一個個拼湊建構出一個關於佐紀-菊次郎的形象記憶,我們在思想中因此浮現的影像並非佐紀的真實臉孔、身材體型等等,而是每一次嚴謹又不經意彿過我們文字視覺的幽默演出。我們看見一個重複正被重複地創造:如今身為日本諧星國寶的北野武,幽默著以生命經驗與記憶裡大量關於父母的裝傻與吐槽事件來構築兩者的形象與本質創造;同時性的,這父母亦是無庸置疑的將北野武此名與實誕生在這日常空間的創造者。兩異質敘述下所產生的空間是同時的相互折返於彼此而存在。

  如此的存在狀態被北野武本人的文字所逼迫著持續運動,他必須如此即便是菊次郎與佐紀都已相繼在日常空間中過世,
但已轉化成段子的意圖與書寫卻重新的使其移動在每一次事件的突發內外之處,意味著當佐紀與北野武在相互同台共演時,除了裝傻與吐槽的熱鬧當下,第三者的菊次郎其實總是在他們的段子之中默默顯露卻又令人無法捉摸的影子一般,時至菊次郎與北野武共演時,佐紀的角色亦為如此。其中最為的差異即為在大範圍的綜觀之下,佐紀是主要吐槽強勢的主動角色,而菊次郎則是裝傻與被動的極致,北野武則是穿梭在這以文字所劃分出的差異空間來轉換自身角色,像是自由球員一般的充滿運動彈性,北野武也必須如此的來面對創造自己生命的父母,因為這也同時的是在書寫一個關於自己-北野武從小至大的教育養成過程。

  一個從無至有的漫長段子,是自己的生命回顧與未來走向,是佐紀的個人演出也是角色分擔,是菊次郎的下台一鞠躬與賣力失誤下換來的滿場喝采,極致在於連場中共演之人都有感而群起吆喝大爆笑。這是一個不斷重複被北野武自身定義出的幽默;幽默亦是為重複開始的那一個瞬間。

從菊次郎、佐紀、北野武開始。


2013-01-22

刺臉

  有些時候,我們看見的並非那理性掌控下所辨認的臉龐,並非因為掌控了臉的所有細節與外框輪廓線條,並非因為它喚起了某個擬仿心中以存在但模糊曖昧的某個形象,並非因為光線的充足照明而使得清晰又均衡可見。那我們看見的臉是謂何臉?!

  在我們對於臉認知的習慣之外,突然的一個失衡,迸發的某處,突兀的異端,總是令人心悸的歪斜等,或者說是我們對於臉認知的習關之邊緣,因為前述的情況其實我們依舊是能認知,只是它們生存的理由即為不願被強烈的承認其有生存權,它們其實處在邊緣,更確中的說是處在關於我們對於邊緣本身的認知之中-關於邊緣本身的思考,即是關於邊緣自身的邊緣是為何的思考。臉究竟在扭曲與變形至何種程度,人們會不再感到它可被稱做臉,或是使人們體會與思考那不忍再觀看當中自身感性所漸漸失控的邊緣(界限)所在。

  通常,臉的異端將會最直接的獲得視覺的聚焦與注意,它總是最快速也最能勾引人們的感性(感興),人們因為某種好奇喜歡觀看異端,因為某種感性會走進意外現場,因為某種悸動而嘗試觸摸,因為某種禁忌的警告下去挑戰和思考‧‧‧某種如同羅蘭巴特在攝影裡所稱的刺點,不斷引誘著人們去產生一次次屬於個人自身私密的感性接觸。當這東西在臉上被發現時,人的感性都將會是一場穿梭於狂歡或是於禁忌的派對,這也都完全屬於個人的私密深處,成為秘密,不可被任何他者所體悟與思考的秘密。而思考這關乎"刺臉"的運動,也就是場秘密被逐漸秘密化的運動。如此,我們將無法逼迫自己去脫離、去閃躲這無止盡的宿命,就在我們總是生而為人的一刻,臉是不停的出現在眼前,眼本身最無法見的,亦是我們自己的那張臉。

2013-01-16

20130116的美學-哲學-文學

  "如果有一天",這樣的想法不再存在,所有關於可能的空間都將消失,就連獨裁的霸道也不再有期待,因為再沒有獨裁之外的存在,"就是那天"的思考使得獨裁無法被辨認,自然也不存在於有被獨裁如此的意識,絕對與篤定的宛如今日在排行榜中占據各處的眾關於正向思考語言,不管提倡或是批判正向思考,它們都屬於同一空間裡運動的社群。

  "我偏好不具任何偏好",像是梅爾維爾曾經虛構的那張臉孔,宛如太宰治仿擬與描摹自身的無賴。我想做出的選擇總是在所被給予的任何選項之外,甚至不關於眼前那選擇題目本身,必然在社群價值裡總是處於雞同鴨講、脫離社群。必須澄清的前提是我想走入團體、接觸社會,但我所看清的唯一方式卻是永遠最逃離與隔絕於社群的被拒絕往來,這並非原出自身就欲處於孤高寂寞以求取安慰的虛偽矯情。

  "信仰所有關於信仰的逃離"。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某種關於活著的極致無奈,也是關於人本生命的弔詭所下的切中定義。宛如書寫出某個角色,他在此生所追求與信奉的,就是不斷嘗試自殺以探究死亡,他所能做的最基進條件:就是他必須不斷的活著。只有使自己極端的擁有生命才能不間斷進行自殺與探究死亡,也就是永遠無法體會與掌握的信仰,更甚每一步都使得自身與信仰的距離更加遙遠,是某種關於信仰的極致無奈-弔詭。如此,更深層的無法思考在於:這樣的嘗試與非信仰的信仰卻使得這角色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生命,比任何人都更具有活著的力量與動能,比任何人都更能稱做為一個"活人"的非人。他,也將因為不斷嘗試抹去與消彌臉孔的運動而形成專屬自身的臉孔。

2012-11-18

吳季璁/人造/自然/關於創作本質與光線的想像


  最近在耿畫廊地下室的個展,創作者吳季璁展出了關於實物(雕塑)、捲軸式照片(繪畫)、投影像(光線空間)等若此以粗略分化的三種思考。進而觀看不難發現每個作品之內所包含的複雜異題,並且在佈展期間重複接觸這些作品時,人為的手造感使得當下作品內包含的探索創作意圖更為顯著。

 
  首先是那張從作者位於關渡工作室內的手工木造工作檯桌,以及周邊數件以木頭與金屬附加組裝的結構骨架,之後放上許多屬於作者本身對於工作台的內容物,並且灑上大量的碳酸鈣粉末,整體宛如現成物組成的結構雕塑在透著銀白光線下宣告作品的存在。工作檯本意為藝術家在工作時所需之媒介與空間,是使得創作在上頭開始降生與變形歷程的處所,如今它是被反推至思考的前端,創作是為了創作出一座工作台;當下的創作是為了創造出創作被誕生與改造時所處的場域,是某種關於創作本質與界線的操作,人們進入這個作品因為它不再只是個工作台,同時也是一座裝置藝術,眼前所運作的是創作被思考的過程,一步步所改變的是腳下那些碳酸鈣粉被人為移動與空氣所影響的輕微流動。在此語言的意義將無法抵抗的被作品所重疊顯得多異狡猾,"工作台是創作者工作的地方。"即為此意(彼意)。

  連續幾張的捲軸上浮現著宛如衛星俯視圖的山水影像,每件作品旁也都附著一張小照片,照片裡赤裸又粗糙的展示的每個被捏造皺褶而不規則形的垃圾袋,彷彿就在告訴每個觀者左邊捲軸裡的逼真山水俯視圖都是由右邊那張不起眼照片裡的垃圾袋在光線的操控下神奇的誕生。按照邏輯推演的是如此,毫無疑問的那些山水圖是如此產生,這一系列作品有種微妙的幽默感,以及當下反思那廣大又複雜的人類與自然的互動。一般來說山水畫的崇高感與意境是中國繪畫史裡不斷以各種方式探求的美學觀,如今這樣幾千年的龐雜哲學在現代都市中人們生活機能裡最底層的不潔意義,卻也最需要的不名譽者──垃圾袋──當中誕生,這樣優雅的把藝術史與當代美學(哲學)輕輕的進行操作豈能不說它們是幽默。因為那其中滿是微笑的光線所穿透,帶有高度幽默感的光使得我們直覺的辨認與成形眼前之影像,時而以負片之姿進行段子的反思與自嘲,如同在自己的幽默感之後再反幽自己一默。另一方面,我們也許忽略了面對我們觀者當下自身的邏輯:為何以我們會直覺得認為那張捲軸裡逼真的影像是來自於它身旁那張不經琢磨與修片的迷你單色粗糙垃圾袋影像。它們倆的對比在關注程度加重之後越顯刻意,在此有種關於時常被忽略的光線與尺幅的慣性邏輯我們必須關懷,作品的可能性在於難道作品本身其實是在實際山水俯視圖的比例尺縮小之後所產生的為垃圾袋?!作品也許亦是在右邊那張粗糙又苗小的影像。又或者我們再換至另一種邏輯,作品是光線:它是由右邊那張小圖放大後具有侵略性的山水之光,它也是由誘惑人眼的壯觀山水縮小之後那不起眼無存在感的衰弱光。關於創作邏輯本身的探究,也就是作品擁有的可能性,在這系列裡是可說非常有存在感與想像空間。

  最後是名為"天空"的巨大屏幕,尺幅是這次個展裡最大,作品本身也最令一般觀者感到強烈印象。一座佇立的白色布幕,幕後地板上有塊矩形玻璃鏡面,上面鋪滿著成千上萬的活體螞蟻,使用一盞探照燈的照射進而投影至前方布幕,使得布幕上產生類天空與殘雲的影像。如同前述關於此展其他作品所附涵的廣雜意義,作者使用了在我們日常生活空間裡數量最大也最為基層的蟲類生物,像是某種細胞的角色不停歇的組織再組織、運作再運作,也宛若自然與天體的運行般無法抵擋。不同於捲軸系列,在此的天空圖是不斷的在輕微移動,"天空是活的",完全是一件現場的影像作品。從前段所述山水圖與人類世界的基層無機人造物兩者互動,到這件作品中自然界地上基層生物與天上空氣流動之間的操作,已經很難去辨認與切割關於人本與自然造物的界線,抑或是關於作品之間分化的界線。在此個展中也許有種對於創作本質強烈的關懷,而這種關懷是種崇高、也是種謙卑,因為它不斷觸及了生而為人的我們與自然之間在持續變換尺幅與角色的意義下是如何進行、如何面對何謂"創作"一事的眾多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卻全是包含在人與空間的最基礎的微粒子──光──之中。



2012-05-09

Another HELL-O After《28 Days Later》by RAGE


  當軟弱無力的受宰制,在被奴役般絕望躺平中,瞬間一個名為「希望」這潘朵拉盒最底的東西在天空中像流星般劃過。懦弱頃刻間消亡,被希望所殺死的窩囊只如同身旁那些早已被處決的屍體般腐爛。

  已經宛如活屍的活人在生理與心理全面重啟,一方面振作起全身機能與意志的決心拿起希望的進攻,成為最具行動與爆發力的全人;一方面同時因為「希望」這件事而充滿狂暴能量,其實等同於是所有使活人變形為活屍的病毒──暴怒(RAGE)──在燃起希望此刻的他注入全身,注入精神意志,他化作一個受完全暴力所驅使的生命體,矛盾的綜合使病毒-活屍成為最完備,也使一個活人的生命力達到極致。同時再具有雙重矛盾行為趨向,那完全成為暴怒的他不斷回返、奔馳的對先前那些威脅與恐懼進行殺戮,是一種受了希望的刺激與股利所啟動的救援。多麼難以形容的多層次弔詭,在他回到大本營決心放出那隻被威脅們所禁錮為寵物的活屍,他與牠在短短瞬間彼此凝視,接著兩人同時受著「暴怒」驅動下獵殺所有大本營中的威脅。

  狂奔、尖叫吶喊的爆炸使人分不清是打雷聲還是別墅被破壞時的控訴,亦或是生命在死亡前最淒凌的咆嘯;鏡頭不斷處於歪斜的角落或是天花板的俯視暴怒的釋放,或時而詭異的在視線之下仰視每一個生命在恐懼中展現最暴力的逃離。他原有的那張活人的臉孔已不在相似於活人,而是被窗戶上的玻璃所隔絕、被玻璃上因為大雨而不斷落下的水痕所扭曲,宛如英國畫家培根的肖像畫一般因為力場的流動與塑造,臉孔因為正在變形而開始真實的成形。
  "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惡魔的存在,即為證明了惡魔的存在。"~《現代驅魔師》。我們絕無法將感性理性做完整切分與解釋,關於憤怒也無法對於其產生與衍生作掌控,因為在此思考開始一刻就已產生弔詭,若非使暴怒灌注身心靈就絕無法碰觸任何關於暴怒的事,其本身抑是為了脫離控制而降生,該怎麼去控制一個失控就是一個異托邦之難事。但在另一層面中我們看見Danny Boyle用影像說了太多簡直滿溢般關於控制失控的探討,我們卻能因此發現那眾多可能性與書寫,其實等同於暴怒本身弔詭的意味,因為其影像所觸發的思考與書寫,即為暴怒誕生與衍生的證明。








2012-05-07

Before Bernini's Room - Becoming Preparing


Becoming Preparing



  Bernini在創作中完全呈現出在巴洛克時代意義的複雜與多重、表層與內涵、直接與曖昧、單純與繁複等,都同時的出現在一個空間狀態,邏輯與非邏輯共存的狀態,既是一般生活所能面臨的物理空間,也是超越一般生活的精神空間,這些充滿了迥異矛盾但確確實實的給予我們人類所能感知並且超越理性、甚至也給出超越身體感官所能體會的昇華意義的巴洛克空間──在各層面上都展現了"混合體"(Hybrid)[1]的意味。對於三百年後的我們,也甚至可以比擬巴洛克空間所呈顯的即為一種"卡夫卡"[2]狀態:那城堡[3]是一座永無法真實掌握與抵達的迷宮。費盡了所有精神所尋覓的真理即為精神這個隱晦國度的尋覓本身所在。

  巴洛克的意義超脫作品本身所佔據的空間,是被面對著華蓋的後方大祭壇的光所穿越,是被兩旁各教宗墓龕與雕像的姿勢所牽動,物理空間中的所有人、物都共同運作,也是被在巴洛克藝術中提升為主題之一的"空"的空間所包圍,巴洛克的作品不只在於石頭、金屬、油彩、畫布所佔據的空間,同時也在雕塑那虛空間,一個全然空無的空間,一但被放置了藝術品於其中,其餘的空無就已不再同於原有的空無狀態,它被那放置的藝術品(又尤其在巴洛克時代必須說,那刻意想要去改變那虛空間的藝術品)所改變了原先存在的意義,它也是使藝術品成藝術品的條件之一,也永不可消滅,是虛有的永恆:成就藝術的永恆。《眼與心》中Merleau-Ponty對於Descartes的詮釋能從另一層面詮釋巴洛克作品改變空間的狀態:"空間在其自身,甚至可以說,它是格外突出的在其自身,其定義就是要成為在其自身。空間中的每一點都恰如其所在、也被思考為恰如其所在,一點在此,另一點在佊,空間就是「在某處」的明證。"[4]同時帶有時代的意指:一個屬於十七世紀材料、科學觀,與宗教的調適下產生的"流動體"[5]。

  對於幾何、數學的發展在十七世紀的思維上有著全面的影響,Rene Descrates即因為在數學的研究下,認為理性即是猶如同數字的系統運做著,而也只有在思想被量化的狀態才能被思考。十七世紀的商業與科學上的進展,越來越多當時人們沒見過、沒想過的事物與思想不斷出現,在藝術上巴洛克時代常常是為了將人體的感性推往極致,也有可能是總括如此,Descartes才會在當時代認為所有的感官所接受到的感性都是不真實的,都是有缺陷的,完滿是只有上帝才擁有。Bernini在聖彼得寶座與天篷華蓋中也隱約的帶有這樣傾向,如俗肉身與精神昇華的神性之間交替轉換,神性依舊是那個宗教時代的傾向與勝利姿態。Descartes:"假如上帝並不真實存在,單憑我自己的本性,亦即我心中的上帝觀念,我是不能夠存在的。上帝之名,對我而言,指的是我心中無比完美的存有,祂擁有一竊的完美,即使我不能擁抱祂,至少我可以用思想輕撫祂,因為我對思想也是在他一無欠缺的觀念中造成的。從這裡我也清楚地看到,祂不可能是一個騙子,因為自然之光的理性會告訴我們,任何欺詐或騙局,都源於欠缺。"[6]同時也是如此,Descartes對於視覺還有現實物質的許多研究超乎前人,我想那就是十七世紀時代觀看與思考的特性:每個哲學家與藝術家都不斷在效果上做探討與極為深入的研究,研究效果之前的成因、研究效果的當下程度與變化的狀態、研究效果之後該怎麼在去製造新效果,並且每一個在研究過程中有所成就的意義就是他們留下了每一個專屬於他們各個自身的效果總體,各自充滿變異的方式構成各自的效果與思想,也同時他們組成了一個巴洛克時代。Bernini也是如此的活在十七世紀,在他作品中以自己的方式留下了專屬於他的空間,是作品佔據的空間、作品帶有的宗教義涵的空間、作品被周圍虛空所包圍的空間、作品在我們視覺上幻象的空間,以及在視網膜後面成像之後所牽動思維的內部空間,Bernini同時出現在這些互相差異卻又同時因為彼此而運轉的地方,少了任何一方都會導致整體停止運作的巴洛克狀態。並且也必然的說著在這一切包含了神性的力量與龐大複雜空間意義之中,創作者是我──Gian Lorenzo Bernini。

  文字的最後,必須再次堅定的闡述:在這裡研究的ㄧ切,並非為了使那空間變得明白、清晰;並非為了讓我們能夠更全面的掌握與了解其內容。因為這些都將使它改變了本身具有的純粹也與研究方向背道而馳。在此所做的ㄧ切努力與不斷面臨的矛盾困難都只是一個為了幫助我們走向Bernini’s Room之前的準備工作。

 
 

[1] ”Hybrid”一詞, 在許多關於巴洛克的文獻中都常被使用
[2] Franz Kafka, A.D.1883-1924, 捷克作家
[3] 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城堡》, 在其去世之後才出版
[4] Maurice Merleau-Ponty, 龔卓軍 譯, 《眼與心》(L’Ceil et l’Esprit), 第三部分, p.106, phase 2, line 4, 原版1964, 譯版2007, 典藏
[5] 不以固體或是結晶體去表達是因為流動體狀態更接近於巴洛克形式與意義的時代意指
[6] Rene Descartes, 周春塘 譯, 《沉思錄》(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沉思三:論上帝的存在, p.77, phase 2, 2010, 五南

2012-03-03

亂來,瞎說,胡搞,去學術

        專注的放空於休假之時,脫離學期進行之時認真研究與莫名鳥事參雜渾沌之下燃燒腦細胞的時光,也慢慢切換到脫離"學術"的一般俗人模式,另一種完全屬於大眾市民的清醒與專注日常生活,此起彼落的鄉間混雜多種口音的台語聲,真正屬於台灣的俗生活,我感到完全放鬆與開心於這樣的空間所充滿的真感性。
脫離了學術空間,因為脫離了追求與組成專業論述的專業術語,那絕對不屬於俗人的語言與文字,有時令人感到厭煩,感到假掰。又或許說,學術本身就是將假掰這樣的風格展現至極的一件事,在學術圈,若非講的滿是悅耳、奉承的形容詞會去營造個美好烏托邦空間(譬如古典藝術史論述),又或者是完全脫離俗語言系統的另造語言--屬於國際學術菁英所追尋最尖端的專業知識--唯有此才能稍稍靠近這樣族群所欲追求的創作與當代思維。前述兩者對於一般市井來說幾乎等同於學術一詞在創造自身生存空間時劃分出的氣味:假掰。
在學術圈的時光我學到關於創作的極端思維,也就是前述所提國際學術菁英圈的研究空間,充滿力量、關於生命與藝術的改觀、關於真實與虛擬還有哲學在當代的所有爆炸性可能‧‧‧因為研究本身形式與內容的切合與緊貼,一般語言系統的運作是必須備逃離、變形,也因此必然的出現隨著不同時機而生的某一種由國際專業詞語所共組的專業論述以便於精英在此即狹小的空間彼此溝通,所有的矛盾與弔詭都在此狹小的空間彼此進行精神分裂與歇斯底里的碰撞爆炸,因為次狹隘至極的研究將如同原子高速碰撞一般產生新星與新生命。但是,你絕不可能使一個在雲林種蒜頭的舅舅理解這件事,因為連在同一間學校中的同學術圈空間穿梭的同儕都常無法理解與思考這些無法被思考的思維本身。如此學術樣貌僅僅屬於此學術圈中有緣份的再少數的少數人。
        "明明就很簡單的事幹嘛搞那麼複雜呢?"通常一般人都如此輕描淡寫的說著,因為如此說著,所以依舊俗人,也將對著這些掛著學術知名的臉孔說"真假掰~"。相較之下,另一種屬於學術圈的專業論述應該就會被大眾適應許多,即為那種滿是好聽悅耳的形容詞所堆疊出來的美好藝術空間,這種論述對於前述的創作當代思維幾乎等同於耳邊風與無用的空話,因為對於同一種認知或體會感受的形容可以有千萬種類似的形容詞彙,明亮的~鮮明的~亮麗的~光明的or嚴謹的~規矩的~莊嚴的~威嚴的~講不完的形容詞的形容方式有無限種變化與運用,這種學術語言更是極盡所能的在本身所掌握的文獻與論點證詞中反覆操演的發展形容詞至形容詞本身的辯證關係,一篇論文關懷的大半篇幅可能會使人產生鬼打牆的疑問,頌揚與官方場面話的正向讚美推崇可能以五到十種不同方式分別組成各個章節,偉大的藝術與偉大的藝術家思想所承載的偉大宗教精神,如此即為這類學術圈大老所說的"最客觀不帶任何介入"論述,但人使用形容詞這件事就是最主觀的自我矛盾,再者,因為此類學術語彙並不追求與研究矛盾弔詭這件事所以他們值得為此被批判。而之所以說此種學術語彙較為大眾所接受是因我們只要走到街上睜眼看看每一次美術館的展覽上的文案與展覽內容(尤其是畫展,又特別是每次從國際知名美術館所外借至台灣的展)就能略知一二,全是填滿了如此語彙。用俗語說就是"攏宗哩捧懶趴~"。再退一步看看如此與會使大眾能慢慢產生一種:恩,這樣的語言我能接受,因為我也能使用,藉而靠近所謂藝術品或是藝術一詞,有高尚的感覺,姿態與氣質似乎提升了。其實也是一種"假掰"。
        若非前兩者學術圈大致語言表現的樣貌而處於學術圈,那就可能是亂來、瞎說、胡搞了。既無法成為有"專業詩性語言"的專業論述,又無法得古典學術所謂"最客觀的極主觀自我形容"的自慰書寫之心,兩面不是人的窘境似乎較近似於當代思維研究下的矛盾,但依舊對當代思維的差異本身來說是另一個不被接受的差異,幽默,因為此就是差異思想的體現例子,但從未真實體現,僅存於虛構的不存在異空間,也就是此地。
        如此讓我痛苦,難以產生動力繼續處於學術圈之中,裡外不是人的講著到處碰壁的語言,因為我拒絕"假掰",但我急欲研究創作、靠近創作、想創作,如此狀態所寫下的文章與研究卻被前述第二種學術圈斥為不合格論文,原因是文章本身在創作,這豈不是幽默至極的對白與互動?!沒有甚麼比這更令人發噱,況且文章內容並非空穴來風無證據與參考資料可言。雖然處於藝術學術圈,但近似於主管與下屬的相處管制,並且確實遵守學術與學校行政規定之下的種種強制行為以進行學習與畢業;雖說是"學術"二字,其實等同於"事業","學生"不如說是"上班族",唯一的差別在於一個付錢一個拿錢。學術不是別的,只是一份工作,看你老闆買不買帳,再不就自己創業,但這是一門高風險的行業,絕大部分的創業老闆都活不久也創不出什麼好料就被迫或自願退出。每個老闆應該也都用過相類似的自慰語:新東西總是不被當下所接受的。雖然我也幾乎要脫口而出相同之詞,但為了堅持到底,我選擇閉口不語,不讓任何空氣產生震動以防連最微小的分子都竊聽到我的idea,保有我最隱私的秘密。
我什麼都不說,在此,不是我說。

2011-08-06

《Midnight in Paris》-Woody Allen的美式在法幽默

  從大量的日常定位鏡頭畫面的剪接觀看巴黎的街、店、人的彼此互動方式,黑底與標題、劇組的白字、男女主角的口白聲,出現眼前的實景拍攝莫內投注莫大精力培養、照顧、創作的睡蓮池,接著鏡頭緩緩上移後現身在日本橋上的男女主角,開始。
  伍迪艾倫總是在作品裡以許多不同的方式"開玩笑",開自己身分(identity)、社會現象、制度、國家機器的運作、人與人的關係與態度等地無止盡玩笑。並且不只是常被認為的單純諷刺,而是一種"諷刺的幽默"。諷刺是為其不足所嘗試的超越、更上,總覺得原有的不夠而添加與補充,在美國人常有的文化性格中不斷被重複操作的態度,又譬如好萊塢的大多電影,不管何種類型皆是,在台灣今日已大量被美式感化的處世與眼神等身體姿勢,也在持續的接收與更新大量此類訊息,同時身體因不斷地超出負荷極限而緩慢的提升的諷刺所在的度量,台灣人感受美國人的諷刺在自我美式化諷刺下的諷刺快感,思維與個性的變化在這二十五歲的周遭朋友身上展現的非常顯著。
  諷刺並非創作。諷刺的轉型與重定也許會是新意。
  幽默是未知的迸發,事件,意外,怎麼會?航?在即短暫的瞬間使人原有的任何習慣接收與認知發出疑問、震驚、不可置信、恐懼、躲避、閃逃、害怕等。是一種嶄新,詞語的極致意義不同於今日幽默被浮濫誇飾的濫用,而是創作的必然個性,是創作的聲音,絕對的笑聲。
  是在伍迪艾倫影像表面的笑果之後,那真正的笑聲。男主角在酒後微醺散步巴黎街道回飯店的迷失下,上了一班歡慶的車輛,到了一個派對,費茲傑羅跟其妻子賽坦的相遇,柯爾波特的自彈自唱,海明威的對談。一個午夜的迷路才能走進遇見生活所苦惱的創作絕對陌生空間,並且在離去後的一個回頭就瞬即消逝的人事皆非的空間。在白天就不斷地回到伍迪艾倫表面諷刺美國人的某種"大老粗"作風,每天不斷進行的法式豪華餐點巡禮,在不同的高級餐廳之間早晚穿梭,在法國各個著名的觀光景點與古董家具的購物奔波,將表皮的感知與接收狀態發揮巨大的軍事武力,轟炸、展現,又尤其是那個所安排的"調書袋"配角,也總是會在伍迪艾倫舊時的許多作品都會發現這麼樣一個做為代表的腳色。
  老實直接地發現周遭許多朋友也與調書袋的關係匪淺,通常也都是展現最為美式思維的姿態,這樣的角色總是在伍迪艾倫的電影裡被許多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方式被審視、表面諷刺、當頭棒喝等,譬如《安妮霍爾》裡排隊買電影票時,同在隊伍裡伍迪艾倫身後的那位"電影評論家"所不斷發出的噪音與闊論終被"超現實的真實"所撻伐與正面直拳般的懲罰。調書袋那總是看似"反動"、"偏激"、"反社會"的僅存於表面,僅供八卦閒聊的浮動一閃即逝的零意義話題,零力量的口頭爭辯、抗議,詞語與認知的極表面展現,是漏洞與瑕疵的代言,將一切接收囫圇的作為豪華法式海鮮料理吞下,總以原有的邏輯與思維解釋與分析消化以迅速、"有效率"的處理資訊、處理思想,並且最終總是自得其樂。那也只是諷刺,這段文字的論述也是,也在於伍迪艾倫處理這類影像之時。
  男主角開始在白天不斷地嘗試創作,不斷寫了又寫,重覆再寫,到了午夜鐘聲響起時返回迷路的不起眼路口搭上同時段同路線但不同車款與遇見不同車內乘客的前往探究創作的路,隨著走入了心裡最嚮往的一九二零"黃金年代"的巴黎,遇見了大量的文學、音樂、繪畫的著名藝術家或評論家(其中包含畢卡索、其情婦安德雷納、還有當時著名的沙龍史坦家與葛楚史坦、超現實團體的達利、曼雷、布紐爾、以及馬諦斯等),與日常不可觸碰與感知、思考的空間交會,穿梭在藝術史知識所熟悉但身體陌生的沙龍與派對,並且在這創作力最匯聚的午夜空間裡,盡是歡慶舉杯的狂歡與續攤,似乎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裡的主角的狀態出現在那樣的場合,音樂、舞蹈、酒醉、聯誼、男女追逐,在創作匯聚與現身前的空氣分子中不斷被慶祝所狂喜、被狂喜所推動而流逝的時間。在男主角與安德雷納的異空間散步下,又再次上了一輛時光車,回到了更早些時光的十九世紀末"美好年代",紅磨坊的康康秀,更先前流行時尚,出現的則是羅特列克、竇加、高更等人,是安德雷納所嚮往但已非男主角心中的黃金年代。





  在伍迪艾倫的影像中時間不如空間的重要性,每一個場合的刻意強調與其組成內容的關鍵互動,即使是回到更早先的時空,那也只是"更早些"的時間,非每一個房間裡與每個角色的互動所引發的事件的"訝異"來的巴洛克般華麗。在一連串的嘗試幽默之後,諷刺也似乎重新被轉型,不再是諷刺地諷刺,而為諷刺的幽默,關於創作的討論、追索,必須回到過去探究自己作品裡的過去在那過去未來式的可能,終而選擇斬斷已不再有任何關於創作意義的原cliche生活而定居巴黎。必須走上一段酒神的迷途之路,回返往來陌生之間的真正探險,跟著孤獨走進了塞納河上的亞歷山大三世橋(Pont de Alexandre III),遇見了天使長加百列(Gabriel),這個邂逅在燈飾上的小愛神的陪伴下,淋著大雨的散步下,離開消失在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