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時候,我們看見的並非那理性掌控下所辨認的臉龐,並非因為掌控了臉的所有細節與外框輪廓線條,並非因為它喚起了某個擬仿心中以存在但模糊曖昧的某個形象,並非因為光線的充足照明而使得清晰又均衡可見。那我們看見的臉是謂何臉?!
在我們對於臉認知的習慣之外,突然的一個失衡,迸發的某處,突兀的異端,總是令人心悸的歪斜等,或者說是我們對於臉認知的習關之邊緣,因為前述的情況其實我們依舊是能認知,只是它們生存的理由即為不願被強烈的承認其有生存權,它們其實處在邊緣,更確中的說是處在關於我們對於邊緣本身的認知之中-關於邊緣本身的思考,即是關於邊緣自身的邊緣是為何的思考。臉究竟在扭曲與變形至何種程度,人們會不再感到它可被稱做臉,或是使人們體會與思考那不忍再觀看當中自身感性所漸漸失控的邊緣(界限)所在。
通常,臉的異端將會最直接的獲得視覺的聚焦與注意,它總是最快速也最能勾引人們的感性(感興),人們因為某種好奇喜歡觀看異端,因為某種感性會走進意外現場,因為某種悸動而嘗試觸摸,因為某種禁忌的警告下去挑戰和思考‧‧‧某種如同羅蘭巴特在攝影裡所稱的刺點,不斷引誘著人們去產生一次次屬於個人自身私密的感性接觸。當這東西在臉上被發現時,人的感性都將會是一場穿梭於狂歡或是於禁忌的派對,這也都完全屬於個人的私密深處,成為秘密,不可被任何他者所體悟與思考的秘密。而思考這關乎"刺臉"的運動,也就是場秘密被逐漸秘密化的運動。如此,我們將無法逼迫自己去脫離、去閃躲這無止盡的宿命,就在我們總是生而為人的一刻,臉是不停的出現在眼前,眼本身最無法見的,亦是我們自己的那張臉。
2013-01-22
2012-11-18
吳季璁/人造/自然/關於創作本質與光線的想像
最近在耿畫廊地下室的個展,創作者吳季璁展出了關於實物(雕塑)、捲軸式照片(繪畫)、投影像(光線空間)等若此以粗略分化的三種思考。進而觀看不難發現每個作品之內所包含的複雜異題,並且在佈展期間重複接觸這些作品時,人為的手造感使得當下作品內包含的探索創作意圖更為顯著。
連續幾張的捲軸上浮現著宛如衛星俯視圖的山水影像,每件作品旁也都附著一張小照片,照片裡赤裸又粗糙的展示的每個被捏造皺褶而不規則形的垃圾袋,彷彿就在告訴每個觀者左邊捲軸裡的逼真山水俯視圖都是由右邊那張不起眼照片裡的垃圾袋在光線的操控下神奇的誕生。按照邏輯推演的是如此,毫無疑問的那些山水圖是如此產生,這一系列作品有種微妙的幽默感,以及當下反思那廣大又複雜的人類與自然的互動。一般來說山水畫的崇高感與意境是中國繪畫史裡不斷以各種方式探求的美學觀,如今這樣幾千年的龐雜哲學在現代都市中人們生活機能裡最底層的不潔意義,卻也最需要的不名譽者──垃圾袋──當中誕生,這樣優雅的把藝術史與當代美學(哲學)輕輕的進行操作豈能不說它們是幽默。因為那其中滿是微笑的光線所穿透,帶有高度幽默感的光使得我們直覺的辨認與成形眼前之影像,時而以負片之姿進行段子的反思與自嘲,如同在自己的幽默感之後再反幽自己一默。另一方面,我們也許忽略了面對我們觀者當下自身的邏輯:為何以我們會直覺得認為那張捲軸裡逼真的影像是來自於它身旁那張不經琢磨與修片的迷你單色粗糙垃圾袋影像。它們倆的對比在關注程度加重之後越顯刻意,在此有種關於時常被忽略的光線與尺幅的慣性邏輯我們必須關懷,作品的可能性在於難道作品本身其實是在實際山水俯視圖的比例尺縮小之後所產生的為垃圾袋?!作品也許亦是在右邊那張粗糙又苗小的影像。又或者我們再換至另一種邏輯,作品是光線:它是由右邊那張小圖放大後具有侵略性的山水之光,它也是由誘惑人眼的壯觀山水縮小之後那不起眼無存在感的衰弱光。關於創作邏輯本身的探究,也就是作品擁有的可能性,在這系列裡是可說非常有存在感與想像空間。最後是名為"天空"的巨大屏幕,尺幅是這次個展裡最大,作品本身也最令一般觀者感到強烈印象。一座佇立的白色布幕,幕後地板上有塊矩形玻璃鏡面,上面鋪滿著成千上萬的活體螞蟻,使用一盞探照燈的照射進而投影至前方布幕,使得布幕上產生類天空與殘雲的影像。如同前述關於此展其他作品所附涵的廣雜意義,作者使用了在我們日常生活空間裡數量最大也最為基層的蟲類生物,像是某種細胞的角色不停歇的組織再組織、運作再運作,也宛若自然與天體的運行般無法抵擋。不同於捲軸系列,在此的天空圖是不斷的在輕微移動,"天空是活的",完全是一件現場的影像作品。從前段所述山水圖與人類世界的基層無機人造物兩者互動,到這件作品中自然界地上基層生物與天上空氣流動之間的操作,已經很難去辨認與切割關於人本與自然造物的界線,抑或是關於作品之間分化的界線。在此個展中也許有種對於創作本質強烈的關懷,而這種關懷是種崇高、也是種謙卑,因為它不斷觸及了生而為人的我們與自然之間在持續變換尺幅與角色的意義下是如何進行、如何面對何謂"創作"一事的眾多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卻全是包含在人與空間的最基礎的微粒子──光──之中。
2011-10-31
《William Shakespeare’s ROMEO+JULIET》—There is, with a kiss, I die.
Baz Luhrmann在1996年將四百年前的悲劇重新以二十世紀末時流行文化:MTV與好萊塢拍攝流程的方式拼湊、混搭了屬於當時代的商業影像。經過了二十世紀兩次大戰,美國在50年代之後關於權力與文化的全面強勢,甚至也出現第一次完全屬於自家出產與發展推廣的藝術制域:普普。藝術家與任何使用媒材的角色和價值上也似乎在歷經一場大轉換,現成物(ready-made)在當時與先前的現代性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的反制與吶喊,材料自身的關懷與意義的普及進入社會和商業體的包容之中。
即使是十六世紀末shakespeare的名著劇本被好萊塢產業來翻拍也如同現成物一般的當作如同片中所有我們可辨認的商業社會與流行社群間的活動派對等等物件,從一片黑底空間當中一台電視機的新聞報導開始,開始訴說著一個我們都再熟悉不過的悲劇,但是發生在二十世紀的商業都市與兩大互相仇視的家族之中。片中所有角色的對白採用與當時劇本幾乎相同的方式:即為十六世紀時英國文學用語詞彙,迥異的掛在每一個好萊塢演員的口中,怪異的附著在開房車、參加變裝派對、街頭混混、時下流行男女樣態之中,將原初如此以對白為劇本主體的莎士比亞代表風格在歷經四百年時間與政治空間的大轉變下被訴說著與原初天南地北的意義,即使詞彙都幾近相同,並且有些詞彙在二十世紀末美國的口語或玩笑語中是帶有雙關性質,其中也不乏帶有諷刺的性暗示與揶揄,對白與語言做為現成物的直接使用卻在時空與文化的差異中產生觀看時的差異觀感。劇本也因此轉化成由現成物組成同時也身為現成物的角色構成電影的一部分,重要性與位置如同劇中人都配備的武器:槍──劍(因槍上都刻著sword 9.0mm等如此標示),屬於當代的現成物同時因為自身與符號的並置而可能產生的腳色定義也就是為某種屬於自杜象以來關於藝術與材料之間的變革。再者,每個演員以詮釋莎士比亞古典戲劇的方式在此好萊塢產業的MTV商業影像裡與對白一同表演,我們都熟悉這齣悲劇裡的故事、知道那樣原初劇本中莎士比亞式對於今日是為敖口與裝飾的對白、能辨認片中每一項在社會裡的店家能夠買與預見的物件與人物之間進行的活動、也一眼就能認出那些好萊塢明星所代表的外在與偶像名分,甚至也輕易能叫出Romeo──Leonardo Dicaprio,也在於片頭與片尾都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在報導著一齣關乎整個社會大小事發展的新聞事件,事件與文化之間在當代與新聞書寫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也有高程度上的虛構關係,新聞與事件在做為媒體散佈的角色中所下的傳達與情緒詞彙賦予的意義也做為一種被重新審思的操作。但當這些都作為同等價值的現成物被拼湊在同一個影像時空之中,我們卻常常感到這些熟悉是迥異的並存在一個因為直接使用但在時空裡名分轉化共組下產生的怪異感,似乎不得不迫使我們觀者當下的產生疑問與思考關於原初劇情與故事裡大小悲慘事發生經過的方式。
如果質疑這樣影像並非具有如此承載文化與影像敘事的意義,Baz Luhrmann其實就沒有必要用這樣方式拍這部片,而我們也就直接去翻閱原初劇本了解內容滿足故事需求就好(雖然十六世紀莎士比亞的作品也具有屬於其當時文學上的創新與變革,但並非這裡文章討論現成物所著眼的主題),但這樣就會忽略了關於這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真實影像意義,同時也必須闡明如此書寫並非對於此作品在藝術性與影像上有多精準與完整,而是就二十世紀中期之後關於藝術因為現成物的大量使用下所進行的思考,思考我們開始提問是否身為藝術就是好壞高尚低劣這樣的疑問之時的緣由,也因為現成物的本身具有的普及與流通而必然的關係到社會大眾之間所連結的方式與內容,這樣的作品出現時,它將以何種方式使得大眾能看待它,因為畢竟是好萊塢電影產業出品,流程與生產線式的製作與成本資金的使用即關乎電影公司與監製之間利益的回收與散播;MTV本身除了最快速的在剪接與光影間傳達訊息的清晰度也需要考量關於流行文化間的接收最邊緣界線所在以求最大程度的譁眾取寵。但因為現成物開始被接受與廣泛使用後,似乎也同時宣告自身的死亡,也可以說是自己因為被認同下的自我毀滅,因為到了幾乎不存在其對抗的現代性如此對象,也就沒有自己因對抗而生存的理由。即使現成物在經過了自身滅亡後的二十世紀末Baz Luhrmann的再次召喚,也似乎更加喚起關於其幻滅的印象與"希臘古典悲劇式生命",再接著十五年後2011年我們觀看的今日,現成物本身的意義是為更複雜與過去的無法想像,人們所研究與觀看的現成物本身的歷史在今日被定義與更新的程度和範圍,是為某種弔詭的研究內容與方式而進行關於今日創作的運動本身也是主要意義,研究關於一種歷史的時間斷裂中空間被拼湊與發生的狀態,但是並非普通線性時間,並非普通日常生活空間,卻不斷的嘗試挖掘出關於與一般時間內、與普及社會生活空間中這些尋常性邏輯所連接的關鍵與主要。如同這時刻這網路與電子運作媒介中這些文字在此空間中所嘗試留下的痕跡與思考,我必須如此,因為書寫才是真正的深入思考,即使沒有人真的在寫、在觀看、在思考。也即為我書寫真正的意義。

即使是十六世紀末shakespeare的名著劇本被好萊塢產業來翻拍也如同現成物一般的當作如同片中所有我們可辨認的商業社會與流行社群間的活動派對等等物件,從一片黑底空間當中一台電視機的新聞報導開始,開始訴說著一個我們都再熟悉不過的悲劇,但是發生在二十世紀的商業都市與兩大互相仇視的家族之中。片中所有角色的對白採用與當時劇本幾乎相同的方式:即為十六世紀時英國文學用語詞彙,迥異的掛在每一個好萊塢演員的口中,怪異的附著在開房車、參加變裝派對、街頭混混、時下流行男女樣態之中,將原初如此以對白為劇本主體的莎士比亞代表風格在歷經四百年時間與政治空間的大轉變下被訴說著與原初天南地北的意義,即使詞彙都幾近相同,並且有些詞彙在二十世紀末美國的口語或玩笑語中是帶有雙關性質,其中也不乏帶有諷刺的性暗示與揶揄,對白與語言做為現成物的直接使用卻在時空與文化的差異中產生觀看時的差異觀感。劇本也因此轉化成由現成物組成同時也身為現成物的角色構成電影的一部分,重要性與位置如同劇中人都配備的武器:槍──劍(因槍上都刻著sword 9.0mm等如此標示),屬於當代的現成物同時因為自身與符號的並置而可能產生的腳色定義也就是為某種屬於自杜象以來關於藝術與材料之間的變革。再者,每個演員以詮釋莎士比亞古典戲劇的方式在此好萊塢產業的MTV商業影像裡與對白一同表演,我們都熟悉這齣悲劇裡的故事、知道那樣原初劇本中莎士比亞式對於今日是為敖口與裝飾的對白、能辨認片中每一項在社會裡的店家能夠買與預見的物件與人物之間進行的活動、也一眼就能認出那些好萊塢明星所代表的外在與偶像名分,甚至也輕易能叫出Romeo──Leonardo Dicaprio,也在於片頭與片尾都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在報導著一齣關乎整個社會大小事發展的新聞事件,事件與文化之間在當代與新聞書寫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也有高程度上的虛構關係,新聞與事件在做為媒體散佈的角色中所下的傳達與情緒詞彙賦予的意義也做為一種被重新審思的操作。但當這些都作為同等價值的現成物被拼湊在同一個影像時空之中,我們卻常常感到這些熟悉是迥異的並存在一個因為直接使用但在時空裡名分轉化共組下產生的怪異感,似乎不得不迫使我們觀者當下的產生疑問與思考關於原初劇情與故事裡大小悲慘事發生經過的方式。
如果質疑這樣影像並非具有如此承載文化與影像敘事的意義,Baz Luhrmann其實就沒有必要用這樣方式拍這部片,而我們也就直接去翻閱原初劇本了解內容滿足故事需求就好(雖然十六世紀莎士比亞的作品也具有屬於其當時文學上的創新與變革,但並非這裡文章討論現成物所著眼的主題),但這樣就會忽略了關於這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真實影像意義,同時也必須闡明如此書寫並非對於此作品在藝術性與影像上有多精準與完整,而是就二十世紀中期之後關於藝術因為現成物的大量使用下所進行的思考,思考我們開始提問是否身為藝術就是好壞高尚低劣這樣的疑問之時的緣由,也因為現成物的本身具有的普及與流通而必然的關係到社會大眾之間所連結的方式與內容,這樣的作品出現時,它將以何種方式使得大眾能看待它,因為畢竟是好萊塢電影產業出品,流程與生產線式的製作與成本資金的使用即關乎電影公司與監製之間利益的回收與散播;MTV本身除了最快速的在剪接與光影間傳達訊息的清晰度也需要考量關於流行文化間的接收最邊緣界線所在以求最大程度的譁眾取寵。但因為現成物開始被接受與廣泛使用後,似乎也同時宣告自身的死亡,也可以說是自己因為被認同下的自我毀滅,因為到了幾乎不存在其對抗的現代性如此對象,也就沒有自己因對抗而生存的理由。即使現成物在經過了自身滅亡後的二十世紀末Baz Luhrmann的再次召喚,也似乎更加喚起關於其幻滅的印象與"希臘古典悲劇式生命",再接著十五年後2011年我們觀看的今日,現成物本身的意義是為更複雜與過去的無法想像,人們所研究與觀看的現成物本身的歷史在今日被定義與更新的程度和範圍,是為某種弔詭的研究內容與方式而進行關於今日創作的運動本身也是主要意義,研究關於一種歷史的時間斷裂中空間被拼湊與發生的狀態,但是並非普通線性時間,並非普通日常生活空間,卻不斷的嘗試挖掘出關於與一般時間內、與普及社會生活空間中這些尋常性邏輯所連接的關鍵與主要。如同這時刻這網路與電子運作媒介中這些文字在此空間中所嘗試留下的痕跡與思考,我必須如此,因為書寫才是真正的深入思考,即使沒有人真的在寫、在觀看、在思考。也即為我書寫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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