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8

《德古拉》:柯波拉的嗜血真愛


被翻拍許多次的吸血鬼德古拉原著,時至今日歷經各種方式改編,若是將所有版本照著線性時間一字排開,說是一個小型的類型電影影像史其實也不為過。其中關於電影的思考,若我們將視角慢慢在想像中倒退,特效與電腦技術變成一種縮時影像般的退化,會發現同時導演影像思維的存在卻是反向的越漸提高強度,為了達到某個需要的場境、製造出那一幕的質感和感性氣氛,所有劇組的努力在導演的帶領下,總是一次次讓現代的我們那早已疲乏的雙眼感到驚嘆。那是一個真正充滿蒙太奇思考的空間,不僅是影像間的穿梭剪接,也不僅是炫目拼湊起碎片,而是在穿梭、拼湊之中,那驅動這一切運動的緣由,它跳躍在超越現實可能的相對位置,人物角色僅能在影像中以如此方式存在,也只有在影像裡他們這樣同時發生在不合現實邏輯的安排,反而最表現出當下創作的理由,有時電影不是僅靠對白來傳遞訊息,電影真實發生之處總是超越劇本的範疇和禁錮。

距今二十多年前,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把德古拉這角色做了一種新的嘗試。在許多場戲中,他藉由影像的安排同時表達了敘事的多種可能性。譬如兩個角色的對手戲,在這個原先腦中早已有著虛構意識的原著故事前提下,在影像中的任何虛構似乎也成為自然合法的狀態,只不過必須緊緊地貼近著每一個敘事內容和發展,他使得德古拉在一場戲中同時存在於空間的各處,本尊一處進行敘事、影子分身作為形象與姿態的演出而成為另一種關於德古拉的動機表現、在當下對手戲的另一角色眼中所透露的各種情緒則是德古拉的第三種映照,當下場景和物件的擺設無不充斥著關於德古拉過去歷史、當前他正從事與未來他的打算這樣綜合資訊的空間。所以說那不單是一場關於兩個角色的對手戲演出旁白這樣單純,接著導演更時不時透過淡出入這樣半透明的拼貼在她們故事過往當下未來之間的許多跨約時空的素材,使得這當下影像敘事具有多層平面與想像觸發的可能,我們因為如此龐大資訊量而被吸入其中,沈浸在導演安排出的德古拉世界,慢慢的即便僅是一個單純倫敦的市集場景,也都會感到無所不在的吸血鬼氣氛。

運用了各種剪接和打光技術來讓每一場戲充滿發展可能的高能量,是真正考驗著所有觀看影像的思想眼,也絕對讓人難忘這些具有高度辨識效果的影像,演員在其中無盡放開的吶喊和蠕動,情緒的撞擊總是著實的反應在自我身體感上。西元2018年的今天被無聊影像充斥而慢慢大眾自我建立起的自慰理論:電影等同故事(獵奇、發展、結局好懷與否)這樣一般的無思考評論習慣,大眾已在無法真正看到影像這件事,它幾乎成為次等存在,而當作習慣性消費一樣的去參與每一次那充滿流程和簡單重複的速食影像,然後慢慢在其中發展出看似差異、宛若時尚、以為高尚的個人一套電影理論,其實為了紓解壓力、獲得短暫的娛樂,遊樂園式的接觸電影,電影也慢慢成為遊樂園式的製作,它不再被嚴肅用心考量,許多愚昧的戲出現也無仿,只要告訴世人我們是多麼旁大的去製作當中最重要的那幾個場景,成本全力用在“該”用之處,剩下的反正遊客們也是走馬看花無需在意。

對於人類文明史來說這似乎不再是發展高度的議題,進步觀/二元邏輯僅存在於技術和效率之間,但追求生活品味和研究那看不見的人類本質來說,更需要面對的是個體進行那些思考的規模、觸及事物當下所展現的智慧-創意,為了更認識何謂真我活著的樣貌,這也是人類真愛的表現。


2018-02-25

《Capitalism in a Scene of Painting》:〈林布蘭的夜巡突變〉

《The Night Watch》,   Rembrandt van Rijn, 1642

  當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不單只是想依照雇主要求而進行畫作時,主顧之間衝突必然,更別說在作品的形象中表現出對客戶的主觀喜好與否,將繪畫作為畫家控訴的武器時所引來的一連串抨擊,而另一方面看來,即便衝突,卻也是關於當時世俗品味與畫家品味之間的微妙拉扯最真實的反應。
  以畫家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作品《夜巡》(The Night Watch, 1642)為例,此作在繪畫上展現與當時其他世俗群像畫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幾乎所有畫中所有客戶都無法接受自己以金錢所欲換取的形象與姿態,在"投資"的邏輯下他們無法獲得預期的回饋,並且在光線與人物位置之間的安排充滿玄機、各種姿態也不同以往的純然作為宣傳形像,不單維持構圖平衡,反倒以更為戲劇衝突的製造某種焦距,光線戲劇化的營造出一個正在發生的事件時刻,比起看版訊息式的宣傳,更近於一個新聞現場的重現,並且展現出一個亟欲捕捉所有觀者視覺、腦中反應瞬間的事件最精華瞬間。
  時至今日仍存在各種不約而同的疑惑:為什麼畫家作了如此動機的變化?研究當時地十七世紀世俗市民在畫作上對於投資的概念,我們可能發現他們正流行的品味,而畫家卻在某時刻的作品上留下與此概念相衝突的痕跡,首要印象似乎宣示著品味改變,不想再一貫的走向流行習慣的方式,也意味著當時畫家在資本主義生存法則的前提下,進行創作手段上對於資本主義的反抗與變相,也就是說畫家與客戶的買賣依舊,畫家仍以作品中的物質性去思考與安排價值,但加入了能使得他作品更為貼近他嘗試傳達訊息的方式──戲劇化──去展現關於當世代的某事件、某控訴、某種屬於自己的創作品味,並非純粹美學的十七世紀荷蘭世俗畫又於此再次被做出新的走向,我們似乎正看著一部被轉拍成的電影的事件之中那最能濃縮整部片概念的一幕影像。
  如果說稱做巴洛克時代的十七世紀是產生許多變化的扭曲,不如更貼近的形容那其實是個充滿突變的世代,它除了扭曲之前從文藝復興累積的完滿美好"圓"思維而成"橢圓",圓心從單一而分裂成二圓心,在圓上的慣性穩定運動變成時而減速、時而加速度的橢圓軌跡,充滿變動的各種哲思發生在不僅僅哲思領域之上,以及各種下放於世的俗文化之間,不再只是屬於少數人擁有的強度寡占,並且在一連串宛如樹枝狀突變的不斷衍生、各向發生個體之間的事件。雖然是謂為了抗辯當時成形的資本交易操作的方式,但如此巴洛克式的無法簡單預期,連續衝突的共構這樣戲劇化的瞬間發生,反而也是一種更高度屬於創作者自我標籤來標記的販賣影像手段,在繪畫中上演的資本主義。

2018-02-22

《Capitalism in a Scene of Painting》:〈十七世紀荷蘭的繪畫-資本主義〉

《Meeting of the Officers and Sergeants of the Calivermen Civic Guard》, Frans Hals, 1633

  油畫在西洋藝術史從十四世紀以來歷經了多樣化發展,隨著各地區的風土民情,政治與社會現象的演變,在本身題材、服務對象、當代價值觀以及媒材等相互牽連影響下,一個二維的平面濃縮了相當多關於各自當代或是承接世代的社會資訊、哲學思維,那看不見的拉扯力穿梭在每一個線條與色塊現身的縫隙裡。如果嘗試去研究繪畫中所表現的城市精神,探討在城市中匯聚的市民價值觀--西方傳統封建社會轉向城市的過程--是謂一種後世稱那巴洛克時代、經濟思維、變動扭曲的空間,十七世紀的荷蘭即為特別鮮明的例子。

  當時荷蘭的城市居民在行業分工分化越漸精細的氣氛下(這也是某種歐洲北方長久延續下來的身體感、精神觀的傳統),再加上與西班牙從十六世紀末開始的戰爭終於結束,社會階級獲得不同以往的自由感,生活的方式選擇性走向多元,人們開始有權力/權利能為自己做出更多自主性的選擇,必然提升起更多關於"交易"的價值觀,當它成為日常生活節奏的一部份,也就幾乎等同於一個經濟學的生存之道。各行業都不約而同的繁衍,因為供給之間的需要不斷被生產,人們製造各種先前未曾有過的、使生活更便利的,人們宣傳自己製造的、他人推薦的,各個手段和方式推陳出新,為了自己也為生意,技術同時也往下傳遞,
因為傳遞者本身也就是因為接受傳授而來,師徒制的同時、也許更多是授課制,與其說嚴謹規範,不如說項目開放、各取所需,社會中的各種相關流動率升高,任何人都有把握能去看準時機創造一番關於自己的作為,這樣傾向的空間其實宛如三百多年後的現代資本社會一般。
  
  畫家,也從原先幾乎為宗教與貴族服務為主要角色,因為商業與世俗化影響,"客戶"一詞漸漸成為畫家作畫時更需要正面接觸的姿態,作者決定畫中物件、人物、背景之間的關係當下,必須要同時考量這筆生意所接收到的商業利益,以同等展現他(她、牠、它)在畫中的重要性,譬如所處位置、遠近大小、畫中的光源變化所顯現的焦距與否等,一種屬於價值交換的創作思維深深環繞在作品的許多角落。常見到各行業都會嘗試請畫家為其作畫,就像是在當時的宣傳廣告一般,有關於老闆或是大企業主的個人肖像畫、也有許多個公司成員的群像畫,要使這些來自各行業所要求的眾客戶滿意,才能有好收入,而費用也因此出現根據前述中那些需要展現的方式和條件來收費,所以十七世紀荷蘭的世俗畫幾乎等同於畫家與社會之間品味的展現,展現出商業發展下人們因為逐漸形成的"經濟思維"傾向的價值交換,任何事物似乎都能被思考成一種交換價值來進行交易[1]。這是買賣雙方調和出的結果,也就是在西洋繪畫傳統的理想美這基礎上,使得城市居民也能藉著金錢去換得,藉著顧客的角色對畫家進行要求自己期待的形象與姿態,買下一個理想形象以供事業在社會的美好觀照。
  
  各種時代裡繪畫與社會現象是時時刻刻緊密貼近,因為整體環境所給予的限制與需要所交雜的差異而有繪畫的變異過程。十七世紀荷蘭繪畫當中世俗化的成分就如同商業城市形成過程所表現出的資本主義--物質價值的重視--並且美學一詞不再單純存在於創作之中,美醜與否亦非追求永恆或是人類情感的極限之類的匯聚相關,創作是放射運動的四射在每種領域的靈感,也許會看見一張僅屬於某鐵匠老闆的喜好外貌肖像畫,因為他付出高額費用使得畫家幫他塑造成過往太陽神阿波羅一般的俊臉美形;或許是一張因為畫家個人對於客戶的喜好而刻意畫出的醜臉,並於交件時再口是心非的打發客戶,迫使對方買單等等,這些情況除了透露經濟思維的畫作動機之外,也顯示了關於畫家這角色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單像是文藝復興時期受雇於地方望族而相同的以貴族姿態活躍,也不僅僅因為他能夠創造出多麼壯闊的歷史畫、神像體態、基督聖光而成名,反倒若是能使得某社會地為發達的中產階級在化中的完美形象傳遞到社會各角落,光影與色塊的激烈反差更能因為戲劇感而吸引任何站在畫前的目光,使每一個視覺背後的腦中意識留下強烈印象,似乎也是這些創造者正嘗試的,他們拆解的畫中原先習慣再現的組成,每一個色塊慢慢的被分解,因為不同價值需要而必須,也因為光線的存在而穿越,這樣的動機一直默默在歐洲的畫家血液中醞釀了兩百年,直到十九世紀印象派將其搬到語言與思考的檯面之上,到了二十世紀更是徹底橫掃而使得本質極限的存在,同時也是資本主義被完整覆蓋於世界的時刻。

《The Gypsy Girl》,Frans Hals, 1629






[1] Svetlana Alpers,《Rembrandt’s Enterprise: The Studio and The Market》,1988,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IV. ”FREEDOM, ART, AND MONEY” Chicago,IV. ”FREEDOM, ART, AND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