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3

《女人城》,費里尼所進行的女人/陰性創造/差異

       若是將現有的人類文明,以及其中包含的所有組成:空間規劃的定義與類別、空間機能的使用分配、空間型態與形象的塑造、使用空間的對象與其使用的方式、進行教育時所用的語言系統、傳遞日常文化的俗語習慣、在這些空間中所累積共組出來的哲學思維等等,看作是一種“陽性”的標誌所印記下的歷史(HISTORY)歷程,那麼費里尼在其作品《女人城》(La città delle donne)嘗試創造的即是在前述所有範疇之外,那以全然差異姿態現身的新空間。

       從男主角一如日常男性的身體感出發,被他自身的(性)欲望驅使而離開了自己原先搭乘的那輛筆直前進(棒狀式)交通工具-火車,尾隨跟著心儀的女性對象,走進了花葉茂密的樹林,穿梭的過程發現了間大飯店,走進後驚覺幾乎滿滿的女性,所有的女性們都像是帶著爆炸性的能量不停地、高強度的從事各種不同的行動,但他無法真正的掌握與理解,因為那些忙碌的女性們各自從事的行為看似熟悉但又陌生其內容與動機,她們不停的重複且快速的朝各自方向移動,有的是在找人、有的在提問、有的在自言自語、也有的在互相高分貝的快速對談……女性們完全超乎一般日常人類習慣的相處與對話節奏,所使用的語言單詞似乎都很熟悉,也能聯想或稍稍碰觸到知識型所學與理解的單詞意會,但弔詭的是幾乎所有的語言在這空間中同時或錯落的迸發,男主角似懂非懂的陷入一個詭異狀態,也許同意那聽似“女權主義”的宣言而展現讚賞,但又不是自己所熟習的“女權”定義(因為會出現女權一詞也都是在原有陽性思維中才相對產生的詞意,依舊未見任何陰性/差異產生)。他不斷地走進各個女性團聚的場合,聆聽著那些無法掌握的陌生語意、觀看著一連串超乎預期的女性活動,時而奔馳、時而跳躍,像是劇場演出又像是集會演講的不斷變化著眼前的女性互動行為,是社交活動也是純然的身體感遨遊,這些他無法理解的女人形體將整個空間構成了一個他所有認知之外的集合。

       在男主角嘗試逃離此女性飯店空間時,他遇到了另一個位於樹林間的男子,他的房子滿是巴洛克的裝飾與空間動機,各式偶像/圖像的轉化象徵,各種樣式與尺幅且帶有“歷史”、“神話”、”政治“意味的物件充斥著這巴洛克式大廳,方尖碑、標本、古典主義式畫作、希臘羅馬式大理石雕……甚至連女性,在這空間中都一個個畫作走廊牆上的照片,必須藉由操作燈光的開關才能看到那框格中的女性樣貌。意即在這一連串影像中,所有我們所學所知,包含藝術中的各類範疇,建築、雕塑、繪畫、圖像、影像等都是被男性/陽性所把持與擁有,權力指向單一,而真正的女性/陰性幾乎不存在於這樣的思維中,最有強度且核心的影像操作——光的控制——也都掌握在男性手上,然後看見的亦為男性所想見的——姿態與表情——圖像,更甚者說這是連身而為人的感性展現都無法真正屬於女性/陰性。


       所以帶著原有空間中的權威/制服者的介入,女執法者們分別將這一切用前述所提的差異方法進行病毒式入侵,走進了男人們的派對,使用了所有男性們熟悉的媒介,然後將之轉化,搞瘋所有男性關於自身理解與不解的界線,關於破壞與不破壞之間的定義,創造與不創造的落差,所有在思考邏輯中的邏輯都在重寫與僵化的辯證之中,男性就連自我崩壞與否都難以掌握跟表述。在慢慢的審視自己與所謂的文明適合何種樣貌形成時,男主角也是同時的審視自己的成長過程,迎風滑溜的觀看著自我/陽性誕生的過程,亦是一種舊有歷史的定義在這”線性“如男主角乘坐溜滑梯一般的過程。接著在其盡頭收到女性的特殊判決,理由跟罪狀無法理解,判決後的結果也是,都只能再靠著這男主角所處於其中的陰性空間與自己身體感的自由意志所驅使而行走,然後探究他到底該往何處,也是藉由這全然的差異空間中所散發的莫名力量所引導,他是觀看著那滿是女性觀眾的場合,自己走上一個以往視為人類文明第一步象徵的”立方體/長方體“,因為這絕非自然而僅有人造物所擁有的幾何形象;同時地,他也像是受到當下滿滿女性的目光與語言討論所共組成的女性力網所推動而走上那立方體/長方體。他以為自己找到了出口,乘坐著一個美女性感形象的氣球飛起,以離開這個空間,沒想到在此女體氣球被狙擊射破之後,男主角再度進行飄移墜落,這氣球的表情與因為洩氣後而猙獰、身體形象也扭曲凹折,在這洩氣過程中逐漸返回到最真實的氣球-女性的本質樣貌。

       費里尼的影像在不斷超乎”預期“、”限制“、”習慣“……的動機下運作,包含現在文字所書寫的也非預期性的掌握其影像定義,只能發現那他/她/它是以這麼樣高強度的能量不斷在運動著。最徹底的觀看並且書寫來說,這不僅是男性女性之間從原有的生理與文明發展史的差異,而是在人類史-影像史至今之外的差異探究,探究那個最強烈且極端的差異究竟在哪裡,它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隱藏在創作的過程之中。



2017-08-09

《郊遊》,在廢墟-影像中雕刻現實時間


       有時候我們說不清也無法看不見自己進行活動的確切理由,我們就是移動、就是前往了某個地方,跟著每個人所自我特有的喜好跟速度,走進了這世界的各個角落,有時也是在過程中我們才突然發現我們感興趣的,或者什麼都沒獲得,僅只是另一個純然散步的過程也不一定,身而為人的某種組成,總是有著如此與空間進行溝通的傾向,而這些認知跟思考卻在現代化社會與資訊覆蓋的今日被大家所漸漸遺忘,甚至全然陌生。

       蔡明亮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他並沒有在電影中把影像鏡頭時間拉長,他只是把時間還原了。電影是時間,透過他的影像,我們在逼進現實時間的長度中重新進行、學習何謂觀看,進行觀看影像的身體感慢慢的被快速與華麗的商業環境所抹去,日常觀者的雙眼與思考已無法認識最原初的觀看一事,進而失去了對於時間的概念,時間在當代社會中幾乎已不存在,它僅是影像中的手段、故事中的內容、買賣交易的媒介等等。在蔡明亮的影像裡我們跟著進行每一個行為的重塑/重溯,緩慢且感性地觀看人的行為是怎麼進行的,而那些發生過程的時間跟影像另一頭前的觀者是同樣質地的,而不僅是關乎人類行動,以及那周圍的自然空間與人類文明所造之物所共組的環境,隨著人物的移動我們好好的看了我們所生活的場合,我們所遺棄的空間-廢墟。

       不單是人的臉孔與身體姿態,空間也同時顯露出關於時間累積下所展現的痕跡。人類曾經存過在其中的各角落,人去摟空後的建築與遺棄物,帶著自己那曾被使用的回憶遺留在某處,安靜地、無語的姿態存在於空間。人們不經意地走進廢墟,逛著走著那些不可考的周遭,隨性地在其中留下屬於自己私密的痕跡,也許是腳步、也許是小便、又或者是吃喝完食物的垃圾殘物,這些細微的變化隨時在當下為廢墟的組成改變樣貌,而發生變化的過程是忠實如我們現實時序一般的拍攝下來,我們也一同進行了一回漫遊、便溺、吃便當喝酒的過程。


       然後也被突然映入眼簾的驚喜所感到錯愕,跟著影像中的雙眼一樣欣賞那創作,在蔡明亮所剪接出的時間中,我們看著那正觀看廢墟壁畫的角色,看著他們的臉孔在這段影像時間內所產生的改變,看著因為凝視這改變,而同時發生感性變化的我們對於自身的認知;我們看著影像中的廢墟牆上的風景壁畫,它是牆上那由薄博的顏料層所虛構出的大自然場景,畫作的顏色與構圖隨著環境的風化改變,慢慢地與廢墟建築融合。隨著鏡頭轉換,接著似乎連正處在廢墟中觀看壁畫的角色也一同融入這空間之中,構築成一個當前的廢墟集合影像,我們觀看整個影像場景,壁畫的創作薄層被再度濃縮,連同廢墟空間、人物,關於創作的能量被再一次濃縮、重疊在名為“影像”的薄層之中,然後我們觀看了這發生的過程,經歷了發生過程的時間,完成了包含著觀者我們的“影像-時間”定義的旅程。



2017-08-04

《計程人生》,持續移動與監控下的禁忌影像


       伊朗導演賈法帕納希(Jafar Panahi)的許多部作品都受到伊朗政府列為禁片,原因在於他不斷去碰觸自己所處社會中關於政治、宗教、人權等議題,總是在看似日常的影像中飽含著高能量的諷刺與反思,迫使所有接觸到其影像的觀者們思考關於空間的禁錮、制度與教條的形成、歧視是如何樣貌被人們所把持……。

       2015年的作品《計程人生》(TAXI),導演自己作為司機開計程車,並且在車上架了許多小攝影機,透過沿路上車的乘客所進行的對話,形塑出一個當前伊朗人的社會與文化思維。其中關於犯罪者與刑罰教化的道德討論、夫妻間生死與遺產歸屬的劃定來表明歧視、賣盜版電影光碟以反映文化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斷裂、電影系相關學生與作品關係的僵化、老年人對於迷信與生命延續的追求、小姪女的電影拍攝作業跟她受到學校教育的影像規則、資本主義式的老鄰居受到小偷入侵家裡與監視器影像所引導的追緝、人權律師所開啟的政治對話與親身經歷的權力扭曲、直到最後攝影機被小偷入侵車內而盜走。充斥著所有關於伊朗社會中所教育與建立的一切,每一個對話都迫使我們反覆遊蕩在習慣與陌生之間,雖然這些不斷在車內上演的對話交流、衝突是那麼樣的日常方式流露,卻像是一個個永遠解不開的禁錮,每個關於生活、關於影像的道德概念都是一個難以找到出口的空間。 


       在車上的攝影機所記錄下的影像,其實如同一個行動監視器,歡迎每一個上車的乘客作為被監視者,娓娓道來他們的自白;如同一座行動監獄,上車的時間如同服刑一般,一邊訴說關於自己當前的委屈;這些對話自身也形成一種瀰漫在我們語言、知識、思考中的禁錮空間,我們其實什麼也無法做,只能聆聽與觀看,思考。思考這關於伊朗的影像所產生於我們觀者進行思考的原因,直到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這些影像從我們腦中偷去,矛盾的是這發生犯罪的現場與當下,竟會因為這令人窒息的空間消逝而感到鬆了一口氣,這是多麼令人恐懼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