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3

《墮落天使》-永恆的影像運動=關於需要的開始與躁動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需要所建立的關係在一般關懷與想像裡不乏去處理主動與被動情緒和行為影響之後造成的劇情連鎖反應與衝突,這可以很輕鬆與清楚的面對與操作,在大多電視偶像劇或好萊塢偶像式電影都能輕易的被發覺,數量也常常是多到讓人搞不清楚每一部愛情文藝片彼此的片名、內容、甚至演員彼此角色與臉孔的相像,即使都已親身觀影後。
  而王家衛在《墮落天使》裡嘗試探究與拍攝的是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需要與介入開始前與開始之後那主動與被動的發生所在。是一個非常困難能用語言去描述或分析如此抽象又完全切中關於我們現實的深入問題,導演使用了多位演員在彼此不同的互動下所開始與結束的關係以極高密度的方式去填滿每一個稍縱即逝的影像。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種永恆不停歇的運動,是一種躁動:我們總是無法克制的去觀看與聆聽任何我們使自己的不經意去吸引與被關注的注意力與心之所向;是一種漸漸失去慣性重心而維持了另一種重心的關懷:我們與人交往與生活選擇所改變的對象與狀態也即是如此;是一種失速:我們無法完全控制與預料關係中的任何發展與延伸,僅僅能雙手抓緊龍頭、雙眼瞪大的凝視眼前。王家衛的影像同時以同樣方式在訴說著如此超出語言與身體感的運動狀態。
  黎明是一個殺手,並以此行業所擁有的性質感到自在;李嘉欣負責聯絡、給予黎明任務對象、時間、地點的主要人,她都會定時的進入黎明家中鉅細靡遺的打掃與默默檢察他的生活大小狀況;金城武自五歲時吃了一個過期鳳梨罐頭後由多話聒噪轉變為沉默寡言,整天生活在快樂與自適的生活樣貌;莫文蔚是一個高躁動與狂歡遊戲的女子,時常帶著高頻率與分貝的吶喊與尖叫在關懷著感情;楊采妮因為愛情而陷入一段瘋狂與無差別關係的追討過程。每一個角色似乎默默的乘載了一種人際關係的原初樣貌,並且在彼此碰見時改變臉孔與相互融合再轉變,影像也就是以此種方式敘事在逼近其關係的本質。
  黎明因為職業的緣故而必須負擔著他人的需要去強制進入對象的空間中,與對象幾乎都是陌生狀態,強行介入的目的僅在於消滅、抹除對象的存在,因為主顧的需要而黎明存在,因為黎明的需要對象必須死亡,對象的死亡是使得黎明能存在的原因也是賦予主顧需要成立的條件。影像再如此極端與高張力存滅狀態中總是快速的令我們觀影失焦,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目標方向,快速的爆炸火花與血漬發生在我們期望與思考之外的場域;影像在李嘉欣與黎明之間漸漸的失去我們在生活中所感與所知的重心,總是停不住的偏斜、傾向任何關於地平線與平視的一般慣性,並且常以微凸透鏡的近距離大特寫著人物臉孔,在一個微微飄移類失重的重心空間裡,我們似乎難以站穩腳跟與穩固思緒去做太多關於可知與分析的邏輯討論,我們像是在充滿液體的寫實環境中近距離的觀看我們早已知卻無法熟悉的人物與事件,並且許多事件與互動的發生是在於逼近的大特寫鏡頭人物之後那已失焦模糊與焦距內清晰巨大且變形的人臉所截然切割的異空間中。人與人關係也總是有著關係背後所持續進行發生的永恆運動,人無法去阻止任何關於他者建立關係的開始與結束,因為人生存即是代表永恆的心跳運動。再者,同時也意味著我們人眼本身就僅只能觀看於視覺界限之內的所有物,超出這視覺範圍、位於後腦勺之背後、處在焦距之外,就不是我們這具人類軀殼所能掌握與理解的抽象關係。
  金城武自那過期鳳梨罐頭之後就沉默寡言,任何與人互動建立在他對於隨機的陌生人開始的強行介入,逼迫每一個陌生人做些無傷大雅、既不會傷害身體又不觸犯法律的惱人行徑,使每一個陌生進入恐慌但又尷尬抗拒的姿態,而這些陌生總是不約而同又無奈的以金錢交易使他停止。金城武強制的給予他所認為那陌生所需要,譬如說遇見長髮男就強迫幫他洗頭之類,他強迫的給予他認為的快樂與自在去開始每一個與陌生人的關係,心裡懷著總有天會因此而遇見知心朋友,這些都不需要任何口述語言的媒介。他也常在正常營業時間之外去侵入店家幫它開店營業,使得他在與人的關係外多了一層與店家和社會的連結,並藉由此連結拓展他與人的連繫,在這其中就多了更多的不可預期與驚喜,因為當人因為在某深夜時段嘴饞想吃冰淇淋時卻發現是金城武開的店後,他又會被強制的拖進此冰淇淋的不正常營業時間、不正常營業內容:因為老闆金城武的瘋狂熱情與招待,再接著拓樸至陌生人全家大小的歡度冰淇淋時光。一句話都未曾與陌生人訴說卻建立了強烈印象的深刻關係,並且隨之延伸;沉默寡言的他卻是每一段關於他的影像中最多話的畫外音旁白,他的旁白是所有演員裡包含的範圍最廣泛與瑣碎,包含了許多關於個人私密與零碎想法的內容,在非常口語化的狀態下不停的說著。當他莫名的遇見了唯一能懂他肢體語言的人:楊采妮,他就戀愛了。跟著她隨處追討"金毛玲":那個根據楊采妮電話口裡訴說搶了她男友並結婚的陌生女子,關係的虛構就在他們倆莫名的在大樓間大聲呼叫追討金毛玲,但就是沒有此人,甚至最後開始辱罵與毆打一個金毛髮的充氣娃娃,或是陷入了莫名關於金毛玲同名的混亂鬥毆之中。楊采妮口中的所有事件與關係隨之創造與轉變,而金城武原先對待陌生人的方式與態度似乎完全被楊采妮索取代,自己漸漸變的像自己原有眼裡的陌生人一般。
  接著我們發現莫文蔚的髮型是片中最具有金毛玲意味的女性,但她卻是一個被男人拋棄的女人,與楊采妮所述那搶男人的形象迥異。莫文蔚宛如常常出現的失焦與衝刺的失速影像一般行跡與互動、發出的極端聲響吶喊都是令我們難以捉摸,她與黎明之間依舊無法建立起黎明所需要的那種影像關係,或者說他所需要的關係本來就不是一般穩固與平視的生活狀態,換句話說,他的身分職業是無法使他獲得如此的影像關係,就以一個最莫文蔚式的高暖度膨脹紅光空間的吻,告別了莫文蔚。也在與李嘉欣的深談之後表明前述他關於生活與職業的需要關係,因此李嘉欣給了他最後一次的任務指示與需要,是一個與先前任務內容大同小異卻漸漸的散發出死亡意味的任務,但這樣的任務再想開始轉變自己生活的黎明來說似乎就是最需要,也僅有此能符合他的需要:

"做這行業有個好處,就是關於那對象、時間、地點,任何細節都已有人幫你準備與確定,你不用去煩惱太多,這對我懶惰的個性是最好不過。"

也是在這次,他的任務所預定的就是他自身的告別,也是李嘉欣默默的注視著那滿是雜訊的電視機,關係已如同其失訊模糊。
  影像中的運動有時則以影像內電視機所呈顯的復影像重疊進行,影像內演員關注著裡面電視機中所自發出的光源,以他們和複影像的關係訴說著人與人之間那種類比與再現。金城武在居酒屋老闆為孩子所拍攝的慶生影像中獲得靈感,自己也開始隨手拍那他唯一與最親密關懷的對象:他的老爸。我們是在影像裡與他們一同將視覺觀注在影像內電視機上的即時同步內影像,換句話說,金城武拿著攝影機及時拍攝並同步呈顯出的極度躁動混亂影像,他與我們電影觀者是同時也同步的關注在同一影像中,但我們觀者所擁有的複雜在於他們所運動的一切也是我們眼中的另一層面大影像範疇。我們看著這些運動是如何不停滯的在運動著,看著金城武在角落默默注視著老爸生日時看著自己被拍攝的混亂影像的開心而自己也感到開心,我們觀者在那時也感到開心。是一層層連續牽動的連鎖運動,就如同先前金城武總是對陌生人進行的強制一般,我們觀者在面對這些影像時也幾乎相同的狀態與運動,關係的意義在劇中人之間進行、在影像的安排與剪接中進行、同時在我們與影像之間進行,運動都是一起開始發生,狀態互相類似與比擬。在金城武的老爸去世後,留下的只有默默看著遺留的影像與空缺的椅子的金城武,同樣的場合卻完全與前述極端的感覺狀態,在金城武臉上所反映的光是已逝去、此曾在的影像,他頭上所戴老爸的漁夫帽也是如此,他與老爸因為影像的關係共存著、重疊著,在影像中他們不朽的共同生活與牽動情緒。只有在影像的虛構之中是永恆,運動也永不停歇。
  片尾李嘉欣大特寫吃麵的鏡頭,又是一次她每次若有似無的出現在先前每一次任務的場合一般,後方失焦所在莫名的開始混亂鬥毆,與她所處簡直完全分割毫無關係但因為此漠然的極致又不禁令人感到她似乎關係最深的幾個瞬間。空間只剩下滿臉淌血的金城武與她,似乎一個微笑與微微回眸使得他找到了他需要的知心朋友,她找到了她需要的拍擋關係。


他們彼此緊貼著在失速的光影裡持續著永恆影像運動所同時訴說的強烈需要。


  王家衛在此片的影像裡以多種方式以不同狀態在躁動著,是為了訴說其運動本質所必須也是唯一的方式,藉著許多角色的身分職業、處世姿態以及彼此互動下所呈顯在影像、影像彼此連結與建立的方式在與我們觀者之間一併共同維持著動能。我們與人際彼此之間最隱密也最切身的需要,關於身為人並且面對人與環境的那一塊不可言喻與表述在我們身上的空間,我們需要王家衛的影像,就如同他的影像需要我們人去觀看與觸摸一般。


我們彼此緊貼著在失速的光影裡持續著永恆影像運動所同時訴說的強烈需要。






























2011-11-11

《去年在馬倫巴》-當界限被迫開始尋找界限

  亞倫雷奈與霍格里耶在1961年的結晶之作:《去年在馬倫巴》。創作的可能性與包含的層面被不斷的逼迫與探究。當文學的本質與效果被灌注在影像上時與原本純粹文字所給予人們思考的限度差異就在片頭演員名單出現時開始提出,一次又一次同樣的口白話外音,但每一次漸漸消逝淡出但依舊有著耳語的聲音程度都退縮微微差異段落的字句,每一次我們都被強迫的聽見本來被消抹的片段但也同時被其消抹掉我們已知、已聽見的片段。一段關於人與巴洛克空間所感受的曖昧不明與過量感官的口白,似有似無的鬼魅蹤跡在訴說著沒有人在說話的空間,同時內容也宛如幽魂一般稍縱即逝卻總是使人產生幻覺。此片中法式巴洛克建築與其庭園、內部的高度巴洛克裝飾所呈顯與誕生的意義就將與前述此片所探究的創作意涵所共同訴說,巴洛克將每一界限範疇的衝破,繪畫、雕刻、建築彼此空間的交融、侵蝕、取代、粉碎,每一個單一物件都相互獨立也互相牽連給與張力並且擴張與其延伸的周邊發生關係,是個體的自我歡愉、是小群眾的交媾糾纏、是社群的跨域聯邦、是邏輯與邏輯間的集體雜交、是一場界限與其界限本身的狂歡慶典。
  機能與原有被賦予位置的斷裂,偽柱、偽牆、偽雕塑、偽空間、偽真實‧‧‧不斷的出現與重新定義整個巴洛克集合場域,也是同時不斷的出現在《去年在馬倫巴》。巴洛克所藏有的繁複常常形成一股迴盪,一個無間道的循環。在片頭那懸浮漂移並且處處凝視的巴洛克意味之後,正在上演的劇中劇承載下了那原先不斷重複的無人所在的話外音,我們此時也不自覺開始另一個早已開始於片頭的記憶與時空之間的問題,始於我們對於文學的認知與其組成的材料與方式在我們身體所留下的種種痕跡,在影像出現後這種種痕跡所產生的異變,在介入微調段落後的口白再與前者影像所產生效果上的差異去迫使我們身體重新思考,並且於影像中現身與接收口白的劇中劇,我們觀者對於劇場的加入再回頭與前述所發生的眾差異思考自身與片中凝視著劇場的觀眾們所處的異質地點,似乎眾多層次的異變是彼此的在進行交融、侵蝕、取代、粉碎。同時也發生在我們觀者與片中劇中劇舞台前的觀眾們之間,同而為人與凝視眼前的神情、專注但充滿疑問與嚴肅的定格,在影像的媒介下人似乎不再是為人,人形僅為能辨識為人的條件,在片中也慢慢出現關於人與雕像之間的關係,因為男主角語言的強迫介入下,雕像成為他與女主角之間斷裂的媒介,藉由它所發生與賦予的事件來強制治入訊息,雕像本身被強加與灌注語言,語言也因為人的使用而開始對雕像進行多種扭轉與嘗試的可能,也因此雕像本身不在像是雕像而化身為凝固不動的語言聲響圍繞在男女主角之間強迫與抗拒的對白之中。時而出現在交談與放屋內各處偶爾不預期定格姿態的人們,也漸漸不再像人而成為那一瞬間的雕像隨意擺置與具有鬆脫意義,就像是前述男女主角在討論那庭園中雕像姿態的意義一般,它的可能性隨著語言與想像的脫離而鬆動,完全與其大理石材料的迥異共存在語言本身的鬆動,也共存在那不時被強迫定格姿態的各處人們身上。
  男主角不停以嚴肅與認真去施加那無法抗拒去聽見的語言聲響,每一個相遇、每一個場所、每一個約定都那樣的鮮明確又模糊不具細節的肯定。也不管走到哪裡都將會與他不期而遇的開始自我猜疑,不管再怎麼抗拒也無法關閉聽覺所產生在內心的精神分裂與無法自拔,每一次分裂的加劇使得身體開始扭轉,眼神的恍惚與曖昧,自我開始飄邈分散在整個巴洛克意味之中,化身為巴洛克迷宮的龐大網絡。此過去是被自我所確信的不層存在,馬倫巴也確實的不在世界地圖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那麼這樣出現的不存在眾多鮮明與詳細的關係與空間它們在哪哩,自身的絕對迷失,對於那不存在於過去的過去,它似乎在當下我眼前所見與耳中所聽被創造出來,不斷在當下與緊接未來的每一秒被降生的過去,馬倫巴由這些我所絕對陌生與未知不存在所組成,而漸漸的發現,我也是。
  強烈確信記憶與真實的身心在這樣一個完全由虛構與不在所組成的空間陷入瘋狂與精神分裂,當此不曾在的過去在當下完全壓倒性占有時,它就成為當下的現實,在其中我們也不再為原有人的意味,將由此硬性杜撰的語言與影像組合重新賦予我們生而為人在當下的意義,將是由遇見虛構與面對創造的恐懼退縮下進入黑暗;也是由懸浮漂移的吶喊抗拒進入一個無法承受的強烈白光中伸出雙手笑著重複擁抱每一個從頭開始的虛構。
  最真實與可怕的迷宮不在於其內容有多繁多複雜,而是當我們發現它其實是多麼的筆直與清晰可辨時,我們卻在裡面迷了路找不到出口,因為我們找不到自己所在的地方。



















2011-11-07

《花樣年華》:(一)影像:故事=極致滿溢的缺陷

  怎麼表達一個曖昧的本質,也就是關於缺憾與不完美最精準與欲使其完整的表達。換個方式說,要怎麼使人感受到那關於難堪、關於尷尬的最純粹本質狀態而必須同時使人不忘卻與脫離難堪與尷尬的感受與思考。再次重複,因為所追求的缺陷是那麼樣使自身不斷逃離論述、逃離我們所謂對理解本身的理解定義與邏輯、逃離完整與完美的適當禮教與規範、逃離任何合宜狀態,影像該怎麼敘事,文字該怎麼訴說。同時也是再換個方式問:如此本質就在這樣關於巧合與刻意操作的界限本身所誕生的界限在哪裡。
  《花樣年華》是香港王家衛導演在2000年時的作品,其作品因為非大眾消費傾向且通常沒有太多一般關於商業電影該有的敘事性,也因此時常不賣錢,觀眾無法去掌握與理解其電影,票房在香港通常慘淡,但卻揚名國際與各種影像評論與哲學在當代的創作研究,與蔡明亮的作品在台灣的結果異曲同工,或許也必須說如此的效果也就是關於他們作品欲探究的本質所展現其構成最完整的樣貌。但王家衛的電影通常還是會有一個最低限度的事件去承載著他要使影像的組成去敘事的內容,又或者其實那影像敘事的內容就是唯一的敘事性本身。在《花樣年華》裡中兩位因某種機緣下成為租房鄰居的已婚者,互相慢慢因另種機緣而認識,開始對談與互動,甚至發現原自身伴侶與對方伴侶彼此外遇而兩位主角也慢慢開始有了曖昧的情愫與互動的故事。
  外遇本身即為使人難以正視與說明的行為,又在於兩個當事者是同時瞭解了各自伴侶過去至今所出軌的對象即為自己的另一半(也就是發生於陳太太的先生與周先生的太太),這樣事件的迸發也是意想不到的某種機緣。陳太太與周先生兩人從片頭開始分別前後的巡看與租賃房子,擦肩與不經意的來回,同意與拒絕下兩人比鄰而居,關於陌生環境與人彼此關係間的尷尬感從兩人出現在故事之時就不斷產生。陳太太從事交通船運業,在辦公室身為稱職秘書,不斷的使用電話與口頭在與老闆相互交談與船業大小相關式的往來,在上班的時間之下被忙碌所填滿辦公室,與老闆其餘的同事幾乎沒有任何語言與身體上行為的交集;周先生為文字工作者,在故事前述出現的場景裡也僅出現了一位友人,為了與周先生借些錢並且解釋緣由,緣由內容瑣碎與個人化無關乎周先生工作的任何細節的圍繞在友人身上,並且借了錢後更出現不合時宜的對談與內容。每一段關於故事的細節都看似不禁意卻也同時刻意散發出不合時宜、尷尬、難堪等這些類似且曖昧的意味,而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是宛如自身意義一般的不合時宜、尷尬、難堪的曖昧重疊。周先生與陳太太就在這樣重疊加乘的不合時宜中所開始的交集,因為周先生友人在與他閒聊之中提及了他關於周先生鄰居陳太太的美貌與不正經的揶揄玩笑,我們在故事中被告知了那第一次周先生對於陳太太的留心與注意。而陳太太也在一次偶然中敲了周先生房門與之對談,因為想尋找報章專欄裡的武俠連載小說,周先生對陳太太的關懷原初我們在故事中無法確定,並且為了引起興趣而對陳太太說自己也曾經寫過武俠小說一事的真偽我們觀眾也無從確認,我們僅能體會他們倆因為互相的種種陌生與已婚身分的防備下持續開始的口是心非,兩者相處幾乎不明白講出彼此真感受與想法的嘗試以身邊皮包、領帶等物件做為媒介的溝通與試探,並且又在試探過後發現自己所得知訊息與心意的相互尷尬下轉移話題、改變臉色。他們倆就從原先幾乎互不往來,自身為默默心懷關於另一半憂愁問題的已婚人士,老是以任何理由婉拒房東而獨自以保溫瓶去包食街頭麵攤回房間為餐而自我封閉掉任何關於陳先生失約與未知行蹤的陳太太,那令人感到有點刻意也開始包食麵攤的周先生,兩人一次又一次相遇時不斷發生的"巧合",不合時宜的開始了兩人所有一切不能說、不想說、無法說的對談,曖昧啟動了任何曖昧所因發的自身運動。
  我們觀者也被包含在這樣不合時宜、難堪、尷尬的空間之中,因為我們對於故事的一直無法確切掌握,對於他們對白的口是心非似乎從表情與語調中略為理解,但我們又無法完整解釋與訴說關於他們另一半的任何細節與故事,也無法確知與分析每一個關於陳太太與周先生關係裡的情愫意味,我們所發現的、所能說出的、所可體會的就等同此故事所給予、所訴說、所散發的一切。就當我們似乎覺得能漸漸開始抓到些什麼之時,陳太太與周先生的相處又會再次的逃離我們,他們甚至會開始進行重複行為,強制的在我們眼前再次上演一次同樣的橋段,但是重覆後的結果與效果卻迥異於前一次意味,我們又再次的被甩離。但就是如此窘境在驅使著全片故事上的發展與變化,除了這樣不斷被重複的刻意強加、持續發生的人為巧合與刻意營造之間造成的差異,我們幾乎找不到在此故事裡的其它存在物,或換個方式說,在這故事中有了太多太多如此曖昧性質的敘事,除了其本身意為我們難以理解與掌握,其出現的尺幅與滿溢我們更是被淹沒而感到窒息,如此難堪是以如此難以想像的不合時宜出現在我們身而為人的尷尬之中,並且似乎另一方面巧合又不明白講述著這就是構成我們當代人的曖昧樣貌,帶著一個意味不明又完全幽默的Lewis Carrol筆下的柴郡貓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