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22

《OLD BOY》:令人無以碰觸的殘酷

  每次遇見如此以殘酷性為影像主題之一的作品都令我不忍再回溯去觀看與思考,因為那無以復求其在虛構中最極為寫實的祕密總是會使得同而具有身體所產生的感知與負荷所無法承受。笑,人人陪笑;哭,獨自垂淚。
  使一個帶有極端哭泣能量的作品去陪笑於觀眾與市場;或者其實也反過來是將每一個人最底層那永不碰觸秘密的痛哭邀請到影像的面前去接受它的笑與幽默。昊大秀的所有行為、價值,在一個未知的強行介入、綁架之後慢慢脫離何而為人該有的理由與條件,在封閉的房間裡十五個年頭,只有我們眼前螢光幕裡小房間中的電視機所發出的光在陪伴著、教育著昊大秀的"非日常"的日常生活,也是與他陪笑的伴,所有資訊情報都化身成為眼前的光不停的傳遞,甚至連自家悲劇所引發的觸動也是來自於此,使他痛哭,獨自垂淚,因為再怎麼樣那電視與所發出的光依舊不可能與其一同哭泣掉淚。影像的本質似乎同時也在被嘗試著碰觸,那構成眼前影像虛構的光在到達我們之前也背負著影像中那再次在小電視機裡所發出的光,並且就是必須從這樣多層覆疊的影像光中傳遞自身的存在意義與感性,如此的時間性與此片頭那轉化成為不斷運行的長條數位時鐘的傳統時鐘秒針在同時一秒一秒的倒退,似乎就從此時訴說著電影那所有此曾在的過去所組成的影像,在每一秒的放映中流逝、成為過往的過往,但卻也是在向著未來而運作著,難以掌控與言說的本質,強勢而暴力的不斷發生,一般邏輯的失效與無用,是非對錯這些所有在人類世界的建立中所安置的穩固與倫理道德的無能僅僅化為海市蜃樓,總括為其本質──殘酷。
  像是在片中各個房裡不斷出現的各式各樣壁紙式的裝飾花樣,房間牆壁、各式毯子、衣著花紋等都被掛上各式幾何或曲線組成的裝飾性,那不帶有任何敘事與故事性的直白,不嘗試去做出任何矯情與憐求的自我安置,在這被悄悄殘酷的殘酷置入裡,彷彿也開始具有了那殘酷性的意味,因為它們本身的冷漠與自適所導致自己的殘酷臉孔。在那漸漸不再像人的人形演員四周、身上賦以"裝飾","在殘酷上的裝飾性",將殘酷性疊加使得殘酷本身更加沉重,"不管是沙還是石頭,進了水中一樣沉",更別說是那劇本裡的對白,同樣的僅為此奉獻與服務,"明知道無法相愛卻相愛,能承受嗎?"、"縱使身為禽獸,就沒有資格生存嗎?"。將演員的質變為野獸,為了那殘酷而不由自主的發狂、瘋癲、殺戮,而那些血腥或是身體上的自殘與摧毀,都只是殘酷性內的一小部分與某種表現的途徑。
  在朴贊郁操控虛構裡對演員催眠的驅動下,他們失去自我、失去生而為人的條件與理由而無法自拔的相愛、而互相殘殺,因為一個眼神所種下的一連串暴力,因為一段話語而導致的毀滅,即使盡了全力去保護那所愛、所唯一擁有,越是為了追擊、為了生命的誓約而努力追查與挽回,卻也是展現了在古典悲劇中的樣貌──所有挽救悲劇的一切努力都是為悲劇發生的所有條件與原因。笑,只剩下笑,那停不住發狂般的笑,看著腳邊那可憐無力不再像人的人類所失去那總是賴以維生並且自豪的理性與自尊,看著眼前他用那拆開潘朵拉盒中所抹除所有催眠幻覺的真相的剪刀剪去自己造成一切的舌。笑,只有笑不斷在這精神分裂中陪伴著,陪笑。笑與哭擁抱,即使哭自以為能將笑所殺死,所按下按鈕時聽見的只有更深一層的殘酷與強暴的聲音,那殘酷的嘲笑聲。笑終究在化為痛哭之時自我了結,因為在成為笑之前,自己也擁有著一段沒人知道的祕密,一段無人知曉的殘酷。
  導演再次在這虛構之中催眠,再次將演員與劇中人彼此都精神分裂:那秘密將跟隨著惡魔的笑,我將跟隨著玻璃中昊大秀的痛,兩者從此分離,隨著惡魔走的每一步將使其老去死亡,而我則是那停留在最終殘酷場景裡的玻璃映像之中。醒了,我擁抱著愛,笑著也哭著。不是笑也不是哭。




2011-10-17

法律?異托邦?《GOMORRA》?

  Matteo Garrone用鏡頭將Roberto Saviano那報導文學的危險重新定義,用影像敘事寫下何謂法律、法律在何處、誰擁有法律、誰適用法律,以及法律究竟做了些什麼。法律跟危險的極端其實畫上等號,在一個每分每秒都充斥著生命與行為安全威嚇的狀態,法律也同時處於最高張力。
  特別的是在導演的鏡頭底下,緊逼在五段線軸人物的身邊,而這些線軸中被主要圍繞事件的主人都是極為普及與"寫實"的一般人:身著像是退休公務員的組織資金傳遞者、一般小家庭且急欲加入組織工作的青少年、加入專門處理毒廢掉掩蓋與丟棄工程的大學生、為了生活與生命而做選擇的裁縫師、兩個對於艾爾帕西諾《疤面煞星》沉迷與幻想身為劇中人並且對身處的環境不斷想證明自己的青年。整片自始至尾任何關於其影射組織"CAMORRA"其核心運作與內容成員完全是不可見與不可知的隻字未提,甚至任何關於此的些微暗示也不曾出現,而整個驅使影像空間裡的人與事情發生的動力卻完全來自此不可見與不可知,即使連命令與指示如何到達底層也完全的沉默與模糊失焦,唯一可見僅有:人開始去做,做了效果,與效果的回返加乘。被完全碰觸不到、完全看不到、完全聽不著的力量所驅動的魁儡,那也是此全片空間裡的唯一法律。在131分鐘的片長裡,警察與司法的字樣或暗示只出現了三次:第一次在於幫媽媽運送日常用品的青少年走過空盪與滿是少年叫喊與遊蕩的空屋時赫然聽見從屋頂傳來的"警察來了!",僅存於聲音與被掛上影像的白色字幕中,任何關於"警察"或"司法"的寫實影像都不曾出現此,鏡頭依舊跟著欲運送物品少年,警察與一般對於司法法律的也似乎慢慢失焦與模糊但是並非完全消失,因為我們還是能找到他們的身影與暗示。第二次在於少年在屋內發現那正在追捕其他混混的現場,鏡頭只給了那把混混壓制在牆邊的警察幾秒鐘,接著而來是在這場戲的主要敘事:少年發現那遺留掉落在二樓欄杆邊的手槍與毒品,奮不顧身的衝刺前往拾起,並且迅速交還給組織以"守法"展現優異的表現,逮以時日能成為一份子獲得"工作"。藉由僅給予短短秒數的司法影像是為了說出整個組織的法律是如何的分布在空間的每一個大小角落,不管空間是否有光照耀、是否能看的見,並且遠遠大於所謂司法,相較之下幾乎是不存在一般的分量,或者反過來說,其逮捕了一個極致微不足道、在全片中甚至沒有任何關於其重要性的混混的警察,短且迅速帶過的影像都在同時說明了人們原有司法的印象與認知在此事多麼的微渺且幾乎不存在。第三次則是在電影後半,依舊是同樣迅速鏡頭帶過那些身穿"POLIZIA"的警察與驗屍人員的案發現場。在全片裡關於他們唯一有效與力所及的範圍僅在於此三次影像,無任何實質效力與恐懼威嚇能力的聲響、僅為了成就其一事件青少年主角表現與守護組織的條件、將屍體清理與身為看熱鬧民眾的演員與丑角。
  是一個我們能辨認與前往的地方:義大利那不勒斯。但是一個我們日常生活完全接觸不到也無法想像的地方,那裏只有組織的規則在管理整個空間人們的行為與價值準則,組織的規則等同法律,沒有任何確實條文的法律。在我們原有生活狀態中,法律只有被挑釁與觸犯時才將現身以消滅其威脅為唯一目的且同時再次自身隱匿,與不法者共存亡所產生的一種異托邦狀態。但在此影像空間裡則是以另一種方式在看似一般生活著人們身上詭異的展現並且變形,若組成法律的本身即為危險與恐懼的極端,那麼挑釁法律是意味著什麼?人們平常的恐懼是在何處?如此複雜的議題本身已具有多層次的無法碰觸,而在片中突然的發生、突然的開始那組織分離派的出走後更為複雜的摺疊。片中對白"這是場開放式戰爭,命令從哪來怎麼來我們無法知道,是敵人、是朋友我們看不出,我們只能殺人,殺人吧!",在片裡所有的殺戮都在於一瞬間,就在一瞬間發生了,影像不給出任何鋪陳或是任何描述因果的內容,鏡頭裡只有殺戮與隨之而來的恐慌與奔逃,並且鏡頭都會在事件結束後一刻開始緩緩飄移在空間中,彷彿在凝視與緩緩進入事件後那死亡窒息裡的移動。大量的鈔票影像不斷的被放置在許多影像焦距內,層出不窮的手指數鈔聲也像是刻意的清晰與透明,鈔票的聲音、掠奪的嘈雜、槍響的迸發與不可預測、停不下來的義大利語的躁鬱等通通共同訴說生與死的快速交疊與隨手可得、可棄的影像敘事,影像在說一個看不見的黑,影像內組成一個組織,影像使組織運作、使它顯影、使它發聲,使它消失在黑暗;黑暗同時控制著影像,影像服膺於此黑所伸手的任何可及之處,影像無力抗拒此暴力與恐懼的蔓延,任何價值與規則都不在是原有如此,影像消失在深不可及的黑暗之中,在字語間自我呢喃的調查報導之後,僅悄悄的浮現出粉紫色字樣,寫著GOMORRA。





  

2011-10-09

孤獨的無間道-關於愛:東尼瀧谷

  文字的自我圍繞常常在於主體的自我述說,常見但不常有趣。村上春樹卻總是能在不同的短篇或是長篇之中使用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訴說各個文字的效果與意味。自我沉溺很容易,不管是音樂還是文字的使用,但大多僅存於無法傳達自溺與其孤獨本質的表層之上那一種自我陶醉與無法自拔,接著沾沾自喜的認為我在自溺一般的獨特性格。這些都並非帶有強大創作生命力的本質操作。
  在主角誕生之前與之後,任何與他有過關係的人事物都以最為淡薄的最低限度交集而共存著。從東尼瀧谷的父親瀧谷省三郎開始,父親的誕生與對於世界戰爭與社會情勢的關係就存在著一種極鬆動、細微若絲的關懷,他與周遭環境幾乎沒有任何交集的社交與互動關係,他對於關係的重視與認知也如同套套邏輯一般的持著相同態度,只有那無緣由與道理的感性驅使去追求與堅持的音樂能為生活寫下內容,但以如此輕描所相互連接導致那幾乎空白的空卻使得那瀧谷省三郎的一生具有高度故事性的迷人,也是為最弔詭。即使兒子出現其生活,一如往常的節奏也不曾改變,命名與扶養的過程亦為如此,那所有關於父親一生會令常理與一般價值感到怪異的行徑與不解,也在於兒子的降臨與命名,同時"最奇異的怪異"也出現在那怪異本身的不怪異,也就是說在那怪異當中,對於怪異本質又非如此無法接受的極端,是怪異的怪,怪異本身的折返。東尼、瀧谷,日本名、美國名、日本姓、美國姓,似乎在文章的開頭第一行就已寫下那難以立基的絕對,它們彼此關係的鬆動也早已在開頭處起跑,文字藉由文字的運作與命名、安排次序與語法關係之中來回訴說內容與形式的相互本質,文字意義組成的故事內容在訴說著文字的故事,文字的法則與次序在編排著故事出現的空間與位置,都在眼前的白底黑字印刷體之上,也僅在此。是東尼瀧谷存在處。
  畫下那不停歇的畫,無關乎任何繪畫理論與美學的範疇與關懷,如同任何與東尼瀧谷前前後後有關係的幾乎無關物、任何與他有關的幾乎無關人、任何發生在這些其中幾乎無關事。他追求那感覺,畫的感覺,就是為了畫,畫那所有感興趣的感性細微。無關乎事業、社會、目的的有目的性的無目的感性,文字的辨認與運行在自身的關係漸漸剝除後明朗與告白。東尼瀧谷的妻子在與他認識、相處、結婚考量、婚後關係的所有狀態都在在顯示其相互的獨立與無關乎。並且有著與描述所有關於父親瀧谷省三郎相似的方式再次重複於東尼瀧谷妻子那對於工作和生活中追求衣著的狂熱,每一件都以最低限度與東尼瀧谷產生關係的體都漸漸也以此關係分別與其他體相處著,在這東尼瀧谷的空間裡。孤獨被不停的重複再重複的注入文字的每一處卻僅於時不時的偶爾現身的文章的某些不起眼時候,也是孤獨本身的孤獨,孤獨的回返。如果再強烈的以大量體去圍繞著這些關於怪異與孤獨的異類詞,它們就失去了它們本質所具有的異類性。再次介入那低存在感的應徵秘書,與其妻子具有相同衣著與鞋款尺寸的類似人,介入了那已化身為空寂的更衣室空間,感性發生的空間,觸動東尼瀧谷的另一感性與困惑,使得他因此而釋放與解脫掉那介入者的一切原由與需要,秘書的感性消滅了自身能再次存在更衣間的機會,因為東尼瀧谷的感性也同時的自我消滅。更衣室從擁有無盡的華麗內容卻無主體擁有與使用的異空間孤寂,轉化成空蕩蕩無任何成為更衣室條件的更衣室失格,它只是一個僅擁有此曾在的空的空間。接後卻被存放入全然不搭嘎的物件,怪異。空蕩的更衣室裡那父親瀧谷省三郎所遺留下被整理過的那存有唱片紙箱,與東尼瀧谷有關的不同時間中各自帶有不同意義與程度的幾乎無關物,在一個迥異的共存於東尼瀧谷那幾乎窒息的感性空間之中,那空的滿溢也是豐盈下的虛無所表現在所有無任何堅固交集的有關係、每一件相互交疊的密集關係網的一個極度無在乎比重關係的空間。
  文字的編排使用如同音樂的編曲、繪畫的構圖、戲劇的場景橋段的總合調度、電影的影像敘事。所有這些操作都將是凌駕之中其餘無法更為超越此操作的重要性,若是為東尼瀧谷與感性的關係所呈現龍鬚糖般彼此交疊穿越的異類無間道,也絕非現在總是充斥生活中任何虛擬平台與媒體廣告中那天馬行空的自溺與胡亂想像的薄弱厥詞。因為那些地方裡,沒有愛。